中华八大传统文化解析
①大道至简：复杂的事情要简单去做，简单的事情要重复去做，重复做的事情要用心去做，坚持下去，这样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情。
②大智若愚：“愚”是表面糊涂，心里明白，小事糊涂，大事精明。老子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力，自胜者强。”
③有容乃大：有容乃大，海纳百川，永不干涸。空杯能容至真至纯之美酒，白纸能画最美最好的图画。量小非君子，妒忌生祸心。做人大度，方能大气；胸怀博大，可容世界。
④上善若水：做人的至高境界。“水利万物而不争。”最高的善行就像水的品性一样，泽被万物而不争名利。
⑤厚德载物：德积够了，便可“载物”，便是达到人生最高境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⑥天道酬勤：业精于勤，熟能生巧，意思不外乎成事以勤为贵，上天也只眷顾勤劳和勤奋的人。
⑦大爱无疆：爱是美好的源泉，爱是最美的语言，大爱到无疆的境地，让所有人生活在爱的海洋里。
⑧共赢精神：私欲利一时，共赢传千秋。共赢精神是中华传统智慧的结晶，是世界上最传统也是最先进的精神，是全球社会最主流的思想，是人类信仰的核心。
★养心养身十字经★
① “忍”能养福， ② “静”能养心， ③ “忠”能养禄， ④ “勤”能养财，
⑤ “乐”能养寿， ⑥ “爱”能养家， ⑦ “动”能养身， ⑧ “诚”能养友，
⑨“学”能养识， ⑩“善”能养德。
一日禅语集锦
禅语主要指从佛门中传出的精华语句，话语平朴，含意深远，对人生思想等方面有着精神食粮的作用。由于禅语的文雅和隽永，常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得到应用。
指禅话。
“蝉”，音即“禅”，意即“知了”，知行明止，了却烦恼。
“蝉”是一种认识，自度法师语：“知来去即明幸福快乐，了舍得方成究竟永恒”。
“蝉”是一种境界，唐虞世南诗《蝉》：“垂绥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1.别老算账。一个人不快乐的根源是什么，是总在算别人的账，和朋友算利益，和亲人算付出。账越算越清，情越算越远。不算别人的账，才能解脱自己的心。
２.沉默比辩解有力。对爱好抬杠和不讲道理的人，赞同比回击有效，沉默比辩解有力。
３.放平心态。面对生命的无常，最重要的是要学会接受变化。既然改变不了世界，不如试着改变自己的内心，放平心态，接纳生命的全部。
４.心安一切安。心乱一切乱，心安一切安。做人做事，先把格局修大，装得下情绪，才守得住人生。
５.做人如铜钱。做人要学习铜钱，外圆内方，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别人随和包容。“方”是原则，“圆”是变通。
６.别和生活较劲。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如果处处和生活较劲，日子必然疲惫不堪。拥有一个快乐的生命，只须两个秘诀：一个简单的生活方式和一颗自我疗愈的心。
7.万物皆有定数。世间万物皆有定数，得到的未必是福，失去的未必是祸。接受发生的，感恩拥有的，放下失去的，忘掉错过的。把心放宽，才不会被执念所扰。
8.自省者自强。抱怨者自囚，自省者自强。人不能自省，如笼中困兽，固步自封。困兽是自己，铁笼也是自己。欲破笼而出，应时时镜鉴自身。
9.祸福相依。人生祸福相依，你拥有一些，必然会放弃一些。得到不必太喜，失去无须过悲。凡事抱以平常心，不抱怨，不嫉恨，不懈怠，不冷漠，幸福才有所依附。
10.争什么。白天坐，晚间卧，每餐能食两碗多，世态炎凉经历过，得失是非已看破，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
11.无常故苦。青春的年华无常，所以会有老苦。健康的体魄无常，所以会有病苦。有限的生命无常，所以会有死苦。当我们接受了世间的无常真相，不对本就无常的种种生起执着，一切的苦便有了转机。
12.抬头。人间的事，只要生机不灭，即使暂不顺，也终有抬头的日子。
13.与人相处。错的人，彼此消耗。对的人，相互滋养。幸福无关财富和名利，仅仅在于你与什么人相处。
14.一念欢喜。内心充满欢喜，才能把欢喜给别人。内心蕴藏着无限的慈悲，才能把慈悲传递出去。一念善心起，福报自然来。
15.与善同行。善良温暖的人，是我们前行路上那盏最亮眼的灯，能带着我们穿越漆黑的隧道，走向黎明。人生路上有这样一个朋友，还有什么风风雨雨，是扛不过去的呢？
16.人生的境遇。心态不同，人生的境遇便会天差地别。快乐，就是在平淡中窥见了神奇。幸福，就是于平淡中尝出了真味。不争，不执着，不计较，才能感受到更多幸福。
17.修得一颗平常心。活着就是一种修行，修行就是修心。修得一颗平常心，无时不快乐。修得一颗知足心，无处不幸福。
18.掌握命运。当你感到绝望的时候，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振作起来的理由，这样才能有信心面对困难。当你咬咬牙迈过一个坎，你会发现自己成长了很多。命运就像我们的手掌纹一样，无论多曲折，都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19.最重要的一天。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今天都是我们唯一的资本，也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忘记昨天，忘记明天，牢牢地把握住今天。困扰的不止是所做事情的成与败，更是对接下来人生的无形阻碍。
20.生命。世间的生命原本是没有任何，所谓的“高、低、贵、贱”之分的。每一个生命，都有着它所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并且我们在关爱其他生命的同时，其实也是对我们自身生命的关怀与尊重。
21.珍视现在的一切。如果你不懂得珍视现有的一切，很难从中得到快乐。即便将来拥有了更多，也依旧无法快乐。让自己完全投入于此刻，尽情尽兴吧。
22.放下只在心的一念之间。放下分别心，换一颗平常心。放下是非心，换一颗菩提心。放下得失心，换一颗清净心。放下执着心，换一颗自在心。学会放下，让心回归光明自性，生命将自然走向觉醒和解脱。
23.人生三气。人生在世，赢在和气，成在大气，败在脾气。和气不可忘，脾气不可有，大气不可丢。
24.人生三要。心志要苦，意趣要乐，气度要宏，言动要谨。
25.懂得知足。享受独处，在安静的环境中与真实的自己对话。懂得知足，在丰富的内心中感受宁静与美好。拥有精神自洽，不矛盾，不拧巴，用自己的勇气和底气坚定地前进。
26.清净的自性。从一砂一石中看到无限的世界，从飞湍鸣涧中听到真理的声音，从刹那因缘中感受永恒的未来，从明月清风中体悟清净的自性。
27.勇于缩小自己。尊重自己的人，才能勇于缩小自己。缩小自己，要能缩到对方的眼睛里，还要能嵌在对方的心头上。
28.感情与理智。处理事情，感情要蕴藏在理智中。与人相处，则要把感情表现在理智上。
29.大好的人生。什么都没做，就是空过的人生。若能不断付出，利益人群，就是大好的人生。
30.宽柔待人。做事，要秉持“诚”与“正”的原则。而待人，则要用“宽”与“柔”的态度。
31.与苦乐握手言和。世事无常，生活难免会起起落落。若事与愿违时，一味耿耿于怀，处处难以释然，苦的是自己，伤的也是自己。不如与苦乐握手言和，在无常中坦然放下，在遗憾中学会原谅。
32.口说好话。口说好话，心想好意。身行好事，脚走好路。
（持续更新中..........）
儒
儒家思想，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儒学具有开放包容的特性， [14]儒学具有经世致用的特性， [14]周公及三代礼乐，乃后起儒学之先导，周礼制定之地洛邑成周，乃中国儒学之祖庭。 [1]几千年来，为历代儒客尊崇。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后来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 [2]影响深远。
儒家学派为历代儒客尊崇，对中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简要介绍
儒家是汉代在董仲舒“独尊儒术”之后较有影响的学派，为历代儒客尊崇。作为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的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一般来说，特别是先秦时，儒家是最有影响的学派之一。和墨家并称显学。在秦始皇时"焚书坑儒"受到重创， 在汉武帝后兴起。
儒家思想的内涵丰富复杂，在广泛汲取古代典籍精华基础上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私人讲学”，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这样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儒家学派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荀子·王制》）。
儒家思想的精华包括先秦儒家思想、孔子的仁与礼、从前孔子时代的礼乐制度到孔子的仁礼思想、孔子的仁、孔子的礼、孔子的孝道、《论语》中的孝、《孝经》论孝、孔子的命观、孔子命观形成的背景、孔子命观的特征与内涵、“修身俟命论”的人生指导意义、孔子的人生问题论、乐——孔子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境界、孔子与弟子论志向、立身行事中的言与默、孟子的性善论与孟子的使命、孟子的仁政学说以及荀子的性恶论与礼治说、儒家思想的流变、贯通天人——董仲舒的儒学思想、西学东渐的文化回应、儒文化圈的崛起——儒学促进现代经济发展的可能等内容。“儒学”、“儒家”、“儒教”这些概念要分清。儒学作为一种学说，儒家作为一个阶层，儒教作为一种信仰，三者相同也不同，需要区分开。
形成与发展
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士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诚、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社会化教育。从施教的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民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儒家学派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
产生背景
儒家思想是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后，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东周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划时代的历史变革中，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社会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当时所处的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旧尊卑等级束缚的新时代的曙光。 [3]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模式，就成了举世关注的大问题，并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场百家争鸣式的大辩论。当时代表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诸子百家，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争论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而进行的思想交锋，儒、法两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他们旗鼓相当，针锋相对，英者云集，皆为显学。另外还有墨家、道家、阴阳家、兵家等等学派，可谓学派林立，学术与言论的开明为儒家思想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儒学兴起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此时，孔子已死三百余年。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形成了新儒家思想。
在汉代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得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十分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巩固儒家思想，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
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已一去不复返的“周礼”所代表的时代，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
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
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以退为进，奉行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试图达到无为而治。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
汉兴以来，除黄老之学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景武之际的董仲舒便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受到汉武帝赏识。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前136年），汉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汉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汉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当时儒道两家学派有个明显的共同趋势就是道家往下层社会发展成民间道教；而儒家则在上层社会发展成了庙堂儒教 [4]。
汉武帝这一政策与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学独尊后其它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儒家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
历代变迁
由于孔子的思想学说体系涉及范围相当广泛，弟子对孔子言论和思想的理解不尽相同，孔子死后就开始逐步分化。到了战国的中后期，儒学在成为“显学”的同时，在儒家内部也形成了八个不同的派别。儒家八派之说，始见于《韩非子》的《显学》篇：“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义信之学)，子思之儒(诚之学)，颜氏之儒(悌恕之学)，孟氏之儒(仁政之学)，漆雕氏之儒(勇之学)，仲梁(仲良)氏之儒(忠孝之学)，孙氏之儒(礼法之学)，乐正氏之儒(学智)。
汉朝以后，儒学地位下降，在魏晋南北朝时玄学盛行。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是也渗透了佛教和道教。宋代时发展为理学，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直到五四运动才取消了儒学的统治地位。
（4）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周易》、《老子》、《庄子》称之为“三玄”。玄学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主要活动在洛阳。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
（6）“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安定先生）、孙复（泰山先生）、石介（徂徕先生），是宋朝理学承范仲淹，开张载两宋理学的过渡人物。 [5]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
（9）明末清初：
②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清代学者影响很大。
③王夫之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予批判，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
（10）清末民初：儒家学派的法脉传人何子渊以“敢夸才依马 唯骥道南吾”、“同人于野 仁者乐也”、“求真、尚善、包容”等教育思想和理念，作为其哲学旨归，创导新学，摒弃科举。但，又以弘扬儒家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为己任，“师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与孙中山先生一起，致力驱逐鞑虏，振兴中华。
儒学领导力
对于中华民族宝贵的传统文化，中国现有的一切都是以传统为基础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当代很多外国思想家正在反思社会的运行模式和走向，并感觉到了其中的潜在危机。很多思想家反思的结果就是：把目光投向中国，而他们关注的焦点就是中庸思想。
中庸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和重要性必将日益显现出来，这一点已经有所表现。中庸之道是世界上最具有连续性的文化，也是中国众多文化流派中最具有价值的核心精神和观念。
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领导哲学从阐释世界与人生最本源的规律出发，得到了对领导理论最精辟的阐述和分析，并且对领导的内涵做出了最为本质和精准的界定。“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变；不明其得失，无以获从入之途。”当代发展儒学思想主要用于企业的管理，应用儒学思想延伸出的领导力智慧是当代企业领导者的必修课，在企业管理方面的应用已经成了当代管理者核心理念。 [6]
主要学派
程朱理学
广义的理学泛指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的整个哲学思潮；狭义理学专指程朱学派（广义的理学包括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该文的理学特指程朱理学）。理学肇始于北宋的周敦颐，奠基于程颢、程颐，完成于南宋的朱熹。朱熹集前人之大成，建立了理学体系。他把太极之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提出了系统的格物致知说和知行学说，建立了完整的人性学说和有关修养方法的学说。 [7]
陆王心学
中国宋明时期的哲学流派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南宋时期，针对朱熹等人的“理”在人心之外，陆九渊提出“心即理”；针对朱熹“即物”才可“穷理”的理论，陆九渊提出更为便捷的“发明本心”的主张。到明代中期，王守仁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命题，在认识论上主张“致良知”和“知行合一”。 [7]
陆九渊的哲学观点是“明心见性”、“心即是理”，经明朝王阳明发展为心学，形成了“陆王心学”。程朱理学的理论基础是《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而陆王心学的根据则是《尚书》中的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明代晚期，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之间进行的义理之争转入了儒家文献的全面考证，由此产生了顾炎武的汉学。
宋学与汉学
汉学与宋学的对立是清代儒学的主线，又因满清变成儒学和皇权的道统之争，康熙等以宋学的名义逐渐从儒学士人手中夺取儒学道统。汉学大师惠栋认为“宋儒之祸，甚于秦火”。戴震进而指出无论程朱还是陆王都掺杂了释道的成分，作《原善》《诸言》《孟子私淑录》以及《孟子字义疏证》寻找纯粹的孔孟之道。
三个主义
具体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 [8]
“礼治”主义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9]
“德治”主义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9]
“人治”主义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9]
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义)、诚(信)、弟(悌)、智(知)、忠、礼、勇、恕、廉、温、恭、宽、良、耻、让、敏、惠等项内容。其中孝悌是仁的基础，是仁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支柱之一。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文化影响
1．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2．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
对东亚影响
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在韩国，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伦理道德上却以儒家为主。在西方文明侵入韩国社会后，各种社会问题有所增加，但是韩国政府以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作为维护社会的稳定的制约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
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朝鲜，早在公元1世纪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诵《诗经》和《春秋》等儒家典籍，这说明儒学早已传入朝鲜。三国时期，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儒学，把它视为维护秩序、加强王权的思想武器，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引进和推广。高句丽于372年设立太学，传授儒家学说。百济于4世纪建立儒学教育制度。儒学在新罗传播，大约在6世纪。新罗统一后，进一步发展儒学教育，在中央设立国学，置博士、助教，招收贵族子弟传授儒家经典。为了推动学习儒学的热潮，国王甚至亲“幸国学听讲”。与此同时，还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其中一些人考中状元，出现了一些著名儒学者，如强首、薛聪、金大向、金云卿、金可纪、崔致远等。
高丽王朝建立后，在首都开城设立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在地方十二州设立乡校，广泛推行儒学教育。958年，高丽开始举行科举，把儒家经典列为主要考试科目，从而推动了儒学迅速发展，并且出现了私学（私塾）。12世纪初出使高丽的徐兢称赞朝鲜儒学之盛说：临川阁藏书至数万卷，国子监里“选择儒官甚备”。大街小巷上经馆和书社三三两两相望。少年们聚集在一起，跟随老师学习经书。年岁稍长者，便自己找志趣相投的朋友，借寺观之类的地方讲习切磋。社会各阶层的子弟，都“从乡先生学”。
李朝时期，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尤其推崇程朱理学，把它视为维护封建统治的舆论工具，极力加以推广。李朝的儒学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两种形式。官学系统，中央设成均馆，是为国家最高学府。另外在首都汉城还设有中学、东学、西学和南学等四学。成均馆和四学是中央直接管辖的教育机关。地方各道和邑设有乡校。这些学校都由国家提供一定的土地和劳动者，用以作为办学的经费。私学是各地的儒家学者创办的私塾或书堂。私学日益发展，成为李朝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影响。
李朝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科举分文、武两科。文科考试须经三榜，考试科目主要有儒家经典以及有关现行政策和各种形式的汉诗。武科也进行三次考试，考试科目除兵学外，也考部分儒家典籍。总之，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在李朝的500年间，起到了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的作用。
儒学传入日本，大约是在5世纪以前。据《古事记》所载，百济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并且带来了《论语》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他们还都曾作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讲授儒家学说。继体天皇时期（507—531）曾要求百济国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传授儒家思想，于是儒家迅速发展。圣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主要体现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词汇和资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
“冠位十二阶”是以德、仁、礼、信、义、智为基本位阶，再各分大小两等，如大德、小德，共成十二阶。“十七条宪法”的宗旨是强调“君主至上”。如“国无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群臣百僚，以礼为本”，“承诏必谨”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圣德太子还多次向中国派遣使节和留学生，积极摄取中国文化，于是儒学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贵族官僚必修的教养。
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改新，也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下而发生的。大化改新的首领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曾受教于中国留学生南渊请安和僧旻等人，并在他们的协助下制定了改新蓝图。701年制定的基本法典《大宝律令》对教育设专章（“学令”），规定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置博士、助教，招贵族子弟，授以儒家经典，其中《论语》和《孝经》为必修科目。
757年，孝谦天皇下诏，令全国每家必备一本《孝经》，奖励“孝子”、“贞妇”。701年，日本开始祀孔。768年，称德天皇敕称孔子为“文宣王”。藤原基经当摄政时（877—890年），“敦崇儒术，释奠之日，率公卿拜先圣，使明经博士讲周易”。由于统治阶级的积极扶持和奖励，这时儒学在日本已经超出贵族官僚上层社会范围而普及到各个阶层。
日本南北朝时代，程朱理学传入日本，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但由于佛教的影响，儒学未能取得优势地位。只是到了德川时代，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儒学（朱子学）才摆脱了佛教的压制，达到空前繁荣的极盛时代。德川幕府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把全国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实行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因此，需要一种维护身份等级制度的御用思想，而儒学的“名分论”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于是，儒学（朱子说）被规定为官方哲学，成为德川幕府的正统思想体系。
藤原惺窝于1590年著《假名性理》，是最早用日文宣传宋儒“理性”的著作。后来受德川家康的召见，并为其讲授《大学》等儒经。1599年著《四书五经日训》，使他成为日本第一个根据朱注而用日文字母训读《四书五经》的儒学家，被认为是日本“朱子学之祖”。藤原惺窝有门徒150余人，其中林罗山、松永尺五等都是日本著名朱子学家。
林罗山历任儒官，作过将军的侍讲、顾问，参与幕政。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思想理论，以维护封建秩序。他在《经典题说》中写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则上者贵下者贱。自然之理所以有序，视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上下不违，贵贱不乱，则人伦正，人伦正则国家治，国家治则王道成，此礼之盛也。”林罗山以“天人相关”、“天人合一”的说教，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合而为一，从自然界法则引伸出人类社会的现存秩序，从而把社会的“上下贵贱之别”说成是合理的、永恒的。林罗山以儒学理论维护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发挥了巨大作用。
儒学在越南文化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东汉末年，“越南人”士燮（字威彦，出生于交州的广信〈今广西苍梧县〉，其先祖为鲁国汶阳人）游学洛阳，研究左传、尚书等典籍，后来任交趾太守40余年。据《越南四字经》说：“三国吴时，士王为牧，教以诗书，熏陶美俗。”说明早在三国时期越南人就受到了儒学教育。10世纪，越南独立以后，各王朝的典章制度大都取法于中国，政府选拔人才也采取科举制度，以诗、赋、经义等为考试内容。13—14世纪之交，越南人以汉字为素材，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方式，创制了越南民族文字，称为“字喃”。此后，中国儒家典籍大量传入越南。宋元时期，越南刊刻过不少儒家经典和汉译佛经。出现了不少明经的儒家学者。15世纪初，明成祖曾下诏，以礼敦致越南各方面人才到中国来，其中包括明经博学的儒学者。可见儒学在越南的影响之深。
中国古代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不是只有“四大发明”，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对于人类近代文明也有过积极的贡献。明清之际，欧洲的耶稣会士历经千辛，沟通中西文化，把中国当时的主体文化——儒学——程朱理学，用轮船运往17—18世纪的欧洲，在那里曾经形成过100年的中国文化热，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主导精神——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
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是中国儒学在欧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书派”把中国儒学，作为反对神权统治下欧洲君主政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新儒学，成为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创立古典哲学的依据，并用以反对罗马教廷的启示神学；被称为“欧洲孔子”的魁奈，以儒学为依据，开创了近代欧洲政治经济学的新纪元，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近百年来，中国人、东方人都公认，现代民主就是西方的民主，它起源于欧洲。学习、借鉴，乃至全盘照搬西方的民主，也就成为许多近现代中国人的思想热点。但是，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有西方人，经过近百年来，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文化上的障碍、精神上的阻力。然而，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有西方人指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曾经是17—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和发展的一种精神动力；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中国近20年的飞速发展的历史，向世人显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东方文明，不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精神阻力，而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动源。
文化或是文明，都是人类共同劳动与智慧的结晶。人为地把文化分为东西两个对立的体系，只看各种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不看各种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融，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文化偏见。这种文化偏见，已经成为人类文明走向未来的一种精神障碍。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曾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中国古代的“四书”“五经”也影响了西方的现代文明。
当代意义
儒学现代意义的两个重要原因：
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我们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全面民族复兴，此时此刻，必须回顾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
第二，新的世纪，我们的国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费孝通先生曾提出“文化自觉”的问题。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也必须有个对自身“文化”上的自觉。什么是“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说：“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古’，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来研究我们民族文化的历史和它发展的前景，就必须适应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新形势，即“新的轴心时代”到来的文化发展的新形势。适应我们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必须有一个文化自觉的要求。 [10]
思想作用
儒家思想的重要社会影响在于它为封建统治阶级创造了整套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理论思想体系，并让中国的统治阶级成功的应用于中国的社会国家治理实践获得了封建社会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光辉人类发展社会史，这在全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也是中华民族以前、现在和将来屹立世界的根本所在。
儒家思想精髓不在于其治国理论学说，封建制度只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外壳，儒家思想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正是封建社会伦理观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生活现实中的行为用通俗的语言--道德意识规范起来，让农民成为社会道德思想的奴隶，而这种封建伦理观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建筑社会意识中的最广泛影响治理社会群众基础的核心，从而完成对国家社会双重治理的理想效果。
苏联的解体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震惊，当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面临危机和矛盾让世人困惑迷茫时，智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代表---胡锦涛已经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及全世界社会发展在理论上指明了理论创新的方向---和谐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伦理观的创建和社会实践在构建和谐社会方面的意义和作用。科学社会主义伦理观是儒家思想精髓的发展，是适合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意识。它是东西方人类最进步思想意识的结晶。它的诞生和实践应用不仅仅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健康快速发展保证，也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上的革命，更是全世界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指引。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意识能动性---社会意识能动性在社会实践上的成功应用。“儒学”、“儒家”、“儒教”这些概念要分清。儒学作为一种学说，儒家作为一个阶层，儒教作为一种信仰，三者相同也不同，需要区分开来。
研究价值
现存的儒家思想（不同于孔子的思想）作为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将阶级视为人类社会的基础，鼓吹封建道德观，强调通过个人的自我约束，而忽略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西方学者认为儒家思想是亚洲国家难于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重要因素之一。
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
经典名言
道德篇
1． 德者事业之基。《菜根谭》
译：道德是事业的基础。
译：做好事的家庭必给后代留下幸福，贯做恶事的家庭必给后代留下祸殃。
3．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
译：有道德的人是不会孤单的，一定有志同道合的人来和他相伴。
4．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尚书·周官》
译 ：讲道德，心安理得；做坏事，心劳日拙。
5．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尚书·周官》
译：财富可以修饰房子，道德可以滋润人身，使人心宽体胖。
译：尊敬我的长辈，继而推广到尊敬别人的长辈；爱护我的子女，继而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子女。
译：爱别人的人，别人永远爱他；尊重别人的人，别人永远尊重他。
译：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言行合乎礼，这就是仁。
9．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
译：先顾礼义后求利益才算光荣，先求利益而不顾礼义便是耻辱。
译：别人对我有恩德，不应该忘怀；我对别人有恩德，不应该不忘怀。
译：对自己喜欢的人要看到他的缺点，对自己憎恶的人要看到他的优点。
译：与朋友相交往，说话要守信用。
13．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
译：君子以文章来交朋友，以朋友的帮助来培养自己的仁德。
14．刘师培《清儒得失论》：“汤斌亦受学夏峰，然觍颜仕虏，官至一品，贻儒学之羞。”
修养篇
1．为世忧乐者，君子之志也；不为世忧乐者，小人之志也。《申鉴·杂言上》
译：为国而忧、为国而乐，这是君子的志向；只考虑个人得失，这是小人的志向。
译：老马虽然卧在马槽子下，但它仍有行千里的志向；英雄到了晚年，壮志雄心并不衰减。
译：不学就不能增加才智，无志向就不能成学业。
4. 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 唐·杜甫《前出塞九首之九》
译：大丈夫志在四方，岂能害怕吃苦。
5．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过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宋·苏轼《晁错论》
译：古代创立大业之人，不仅有超世之才，而且必有坚忍不拔之意志。
6．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 明·王阳明《教条示龙场诸生·立志》
译：志向不确立、犹如无舵之船，无绳之马，飘荡放纵，到何处去呢。
译：曾子说：“我每天多次检查自己——替别人办事没有尽心吗，同朋友交往不诚实吗。
老师传授的学 业没有复习吗？”
8．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
译：自己作风正派，不发命令政教也能顺利实行；自己的作风不正，即使三申五令，别人也不听从。
9．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礼记·儒行》
译： 广泛地学习永不满足，身体力行永不懈怠。
译：羡慕水中游鱼，不如回家织网。
译：君子用行动说话，小人用舌头说话。
12．在上不娇，在下不谄，此进退之中道也。宋·王安石《上龚舍人书》
译：处在上位不骄慢，处在下位不谄媚，这是进退的正确态度。
13．美曰美，不一毫虚美；过曰过，不一毫讳过。明·海瑞《治安疏》
译：有几分美就说几分，一丝一毫不虚夸；有几分过就说几分过，一丝一毫不讳饰。
14．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清·朱柏庐《治家格言》
译：做了好事就希望别人看到，这便不是真正做好事；做了坏事唯恐人道，这便是做了大坏事。
15．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译：富贵不能迷乱心意，贫贱不能改变志气，威武不能屈节，这才叫大丈夫。
译： 品德高尚的人修身立人，不会因穷苦的境遇而改变自己高尚的品节。
译：君子心地宽阔，小人经常忧愁。
治学篇
译：玉如不琢磨就不能成为器物；人如不学习，就不懂道理。因此，古代贤君，建国治民，都把教育放在首位。
3．养子不教父之过，训导不严师之惰。宋·司马光《劝学文》
译：生养孩子却不加教育，这是父亲的过错，教育学生不严格要求，这就是做老师的懒惰了。
译：历来求学的人一定要有老师。老师，就是传授道理、讲解知识、解答疑难。
译：雨水超过了需要即成万物之灾害，宠爱过头，这是子孙的灾难。
译：造一座高山，如果少最后一筐土，则将前功尽弃。
译：温习旧知识能有新收获，便可以做老师了。
译：天资聪颖而又好学的人，不以向地位比自己低、学识比自己差的人请教为耻。
9．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论语·子罕》
译：过去的一切就像这奔流的河水一样，不论白天黑夜不停不息地流逝。
译：人们对于文化知识，要象雕磨玉石那样精益求精。
译：年轻力壮的时候不奋发图强，到了一头白发的时候学习，悲伤难过也是徒劳。
提醒我们应该珍惜时间，不应浪费时间
译：积聚万贯家财，抵不上读书有益。
13．天下未有不学而成者也。《中说·礼乐》
译：世界上没有不经过学习就能成功的人。
14．富贵比于浮云，光阴逾于尺璧。唐·杨炯《王子安集·原序》
译： 富贵犹如天上浮云，光阴才是无价之宝。
15．知不足者好学，耻下问者自满。宋·林逋《省心录》
译：知道自己不足的人一定好学，以下问为耻的人常常自满。
译： 学习既是智慧之源、进德之基，更是生存之本。
17．勿谓今日不学而有来日，勿谓今年不学而有来年。宋·朱熹《劝学文》
译：不要说今天不学还有明天，不要说今年不学还有明年。岁月流逝，成长的时光无法逆转，
珍惜时光好好学习。
18．学无早晚，但恐始勤终惰。宋·张孝祥《勉过子读书》
译：学习无早晚，只怕开始勤奋后来怠惰。
19．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学道者须加力索。《菜根谭·后集百九》
译：绳子可以锯断木头，水滴可以穿透石头，修习真理的人应该努力地去探索。
译：三个人同行，其中必定有我的老师。我选择他善的方面向他学习，看到他不善的方面就对照自己改正自己的缺点
21．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
译：做官的事情做好了，就更广泛地去学习以求更好；学习学好了，就可以去做官以便给更好地推行仁道
译：胆要大而心要细，智慧要全面而行为要端正。
译：别的山上的石头，能够用来琢磨玉器。
译：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真正的智慧。
26．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论语·为政》
译：只读书而不思考无所收获，只空想而不读书，也只会疲惫不堪。
译：不能坚持到底，即使是朽木也不能折断。只要坚持不停的用刀刻，金属石头也可以雕成花饰。
译：经典、旧书可以不厌其烦地读上好多遍，读的遍数多了，深入思考了，自然了解书中的意思。
29．问与学，相辅而行者也，非学无以致疑，非问无以广识。清·刘开《孟涂文集·问说》
译：学与问是相辅相成的，不学就不会产生疑问，不问就不能增长学识。
艺术篇
译：诗表达志向，歌抒发情怀。
2．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
译：不学习《诗经》，就不会说话。
3．万卷山积，一篇吟成。清．袁牧《续诗品．博习》
译：只有积累丰厚学问，才能写出一首好诗。
译：词以境界高为最好，境界高格调自然就高，自然就有名句。
译：文章是治国安邦的伟大事业，是传之不朽的大事。
译：所谓诗歌文章，实际上都与国事、世事、家事、身事、心事相联系的。
译：道是文章的根，文是道的枝和叶。
8．观其文可以知其人。 清．袁牧《读书》
译：看一个人的文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思想品德。
9．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
译：以诗歌来感发意志，促使个体向善求仁的自觉，以礼实现人的自立，最后在音乐的教育熏陶下实现最高人格的养成。
哲学篇
译：同类的声音互相应和，属性相同的互相吸引。
2．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荀子·论礼》
译：天地相合而万物产生，阴阳相接而变化发生。
3．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荀子·天论》
译：天有四时，地有资材，人有治理自然与社会的能力。
4．天道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春秋繁露·阴阳义》
译：自然界的常规，是一阴一阳。阳是天的美德，阴是天降的灾祸。
5．进有退之义，存有亡之机，得有丧之理。《贞观政要·征伐》
译：前进之中有后退的含意，生存之中有灭亡的因数，得到了还有丧失的可能。
6．贫生于富，弱生于强，乱生于治，危生于安。《潜夫论·浮侈》
译：贫穷来自富有，脆弱来自坚强，混乱来自太平，凶险来自安全。
7．物极则反。唐.孔颖达《周易·乾》疏
译：事物发展到了顶点就向自身的反面转化。
译：没有细小就无所谓巨大，没有边缘就无所谓中间。
9．天下之事，不进则退，无一定之理。《近思录·治体类》
译：天下的事情，不前进就会后退，没有静止不动的道理。
译：一个人如果没有长远的考虑，就一定会遭遇突然出现的祸殃。
12．公生明，偏生暗。 《荀子·不苟》
译：公正产生明察，偏见产生昏暗。
译：坐在井底看天，说天是小的 ，其实并不是天真的小呢。
14．有名而无实，则其名不行；有实而无名，则其实不长。 宋·苏轼《策别安万民》
译：徒有虚名而无实际，其名声不会传之久远；有实际而不加以播扬，实际也会萎失消亡。
母爱篇
1、慈母爱子，非为报也。——（汉）刘安
2、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劝孝歌》
3、 一尺三寸婴，十又八载功。——《劝孝歌》
4、尊前慈母在，浪子不觉寒。——《劝孝歌》
5、万爱千恩百苦，疼我孰知父母？——《小儿语》
6、白头老母遮门啼，挽断衫袖留不止。——（唐）韩愈
7、母仪垂则辉彤管，婺宿沉芒寂夜台。——《格言集锦》
8、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唐）孟郊
9、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三字经》 [11]
各方论点
许倬云
儒家思想是中国思想体系的主轴。在此以前，西周建构的分封体制与其配套的观念，其实已经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础。
第一，周天子承受天命治理天下；天命无常，维德是亲，天命不是特别宠爱那一群人，天命只选择对人民有益的君主，委托这位君主治理世界。天命观念，远远超脱了部落保护神，或族群保护神的地位。这是一个道德的裁判者；君主的行为就在道德的尺度上，天视民视，天听民听，也就由人民加以衡量。
第二，周代的封建制度，是分封亲戚以藩屏周；所有的封君，不仅他权力来源来自周王，而且他们能否获得天命的眷顾，也必须经过大族长周天子的媒介，才能上达天听。于是，政治权力的分配、亲属关系的网络，两者迭合为一，政统和宗统是两个网络迭合。 [12]
于丹
孔子的思想对中国人是一种心灵减压，让我们在朴素而简单的生活中回到本真。
儒家给予我们的是，脚下宽广的土地， 入世，自我实现。 和谐的心灵需要君子之心。何谓君子？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真君子是上善若水。人生不能受局限，生命的宽度在于心。君子要有圣人之心，仁爱天下为己任。君子道者有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仁者五行：恭者不侮； 宽则得重；信者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13]
齐进成
张辛
发源于山东的“中庸文化”是孔孟对世界的重要文化贡献，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中”是适合，“庸”是按照适宜的方式做事。而按照适宜的方式做事就可以长久，就是“善”。作为传统文化，“中庸精神”就是适度把握，按照适中方式做事，并力求保持在一个合情合理的范围之内。
对于中庸精神与书法的影响，张辛表示，“中庸精神是儒家思想的精华，中国文化就是以中庸精神为核心的礼乐文化。”此外，中庸思想对中国古典艺术精神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在书法艺术的发展过程中，中庸思想具体物化为对“中和之美”的追求，从两汉、魏晋南北朝到宋元明清，一直发挥着或隐或显的作用。
参考资料
- 1 儒学起源．中国孔子网 [引用日期2020-05-30]
- 2 孙林、黄日涵．《政治学核心概念与理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第181页
- 3 儒家文化的产生背景、特征、地位、变迁、影响、意义．360doc个人图书馆．2012-01-21 [引用日期2013-07-19]
- 4 论东汉“儒教国教化”的形成．知网 [引用日期2015-11-30]
- 5 范仲淹与宋代新儒学．中国社会科学网 [引用日期2018-11-3]
- 6 儒学领导力，儒学思想．中国访谈 [引用日期2013-08-26]
- 7 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人教网 [引用日期2013-07-19]
- 8 儒家思想概述 ．济宁新闻网．2009-09-17 [引用日期2012-11-19]
- 9 《儒学发展史》-----儒家思想评述．中国儒商网 ．2011-11-14 [引用日期2013-07-19]
- 10 儒学的现代意义．光明网 [引用日期2015-06-28]
- 11 经典语录之母爱篇．念网．2012-09-24 [引用日期2013-07-19]
- 12 许倬云：儒家与中国思想大势．凤凰网．2012-11-19 [引用日期2012-11-19]
- 13 于丹：儒家思想与心灵和谐．中国国际文化产业网．2008-01-07 [引用日期2012-11-19]
- 14 人民日报人民要论：儒学文化的特性与前途．人民网 [引用日期2021-11-01]
- 15 儒家思想．有道 [引用日期2023-07-01]
-
佛教东传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依史料记载，一般认为是汉明帝时期，“汉明感梦，初传其道”的说法最为有名，证据更充分，三国以来即被流传。郑学川、龚自珍、魏源、谭嗣同、杨文会及梁启超、章太炎、丁福保、蒋维乔等佛教学者，都对当时的佛教有很大的贡献。
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汉明帝刘庄（汉光武帝刘秀之子）夜宿南宫，梦一个身高六丈，头顶放光的金人自西方而来，在殿庭飞绕。次日晨，汉明帝将此梦告诉给大臣们，博士傅毅启奏说“西方有神，称为佛，就像您梦到的那样”。汉明帝听罢大喜，派大臣蔡音、秦景等十余人出使西域，拜求佛经、佛法。这十多位西行求法者过天山、越葱岭，辗转来到今阿富汗一带的古大月氏国。在那里，他们巧遇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乃同腾、兰以白马驮载佛经佛像于永平十年(67)返回中土。 [1]
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修建了中国第一座佛寺白马寺，白马寺位于洛阳市东12公里，北依邙山，南近洛水，是中国佛教的发源地 [1]，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官办寺院，有中国佛教的“祖庭”和“释源”之称，距今已有1900多年的历史 [1]。
梁代慧皎《高僧传》记载此事云：“汉明帝梦一金人於殿廷，以占所梦，傅毅以佛对。帝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愔等於彼遇见摩腾、竺法兰二梵僧，乃要还汉地，译《四十二章经》，二僧住处，今雒阳门白马寺也。”因此在佛教史上，多以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以白马驮经像来华，是为佛教传入之年。明帝为纪念白马驮经，将二僧所住的鸿胪寺改名为“白马寺”，成为中国第一座佛寺。尔后，凡僧尼所住之处即称为寺。白马寺被后世佛弟子尊为祖源和释源，而二僧所合译的《四十二章经》，也成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
继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之后，陆续有梵僧来华，他们主要经由丝路前来。然梵僧弘化有显著事迹者，始于东汉末年以洛阳为中心的译经工作。据《开元释教录》载，从桓帝到献帝（189－220）的四十年中，译有经典一八七部三七九卷，这说明中国佛教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发展。而译经高僧中以安世高和支娄迦谶最具代表性。
安世高，原为安息太子，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东来洛阳，二十余年间，致力译经，共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四谛经》《八正道经》等三十余部，多为小乘禅数“阿毗昙”之学，是中国早期传译小乘思想的第一人。其次第禅观的修行及传译的平易精简，对佛教的传播贡献卓著，是中国早期佛学流布的奠基者。
支娄迦谶（简称支谶），大月氏人，桓帝末年游化至洛阳，于灵帝时译出经典十四部二十七卷，皆为大乘之学，以《道行般若经》《首楞严三昧经》和《般舟三昧经》最为重要。《道行般若经》乃中国般若系经典最早的译本，其后魏晋玄学兴起，般若思想能相应盛行，此经居启蒙之大功；《首楞严三昧经》和《般舟三昧经》是介绍大乘禅观的著作。其中，《般舟三昧经》又为阿弥陀佛信仰传入汉地的开始。支谶的译典，为后世大乘佛教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综观中国佛教初期的弘译可分为二系：一为安世高小乘禅数阿毗昙系，二为支娄迦谶大乘方等般若系。这是由于时当印度大小乘兼畅之世，所以汉末二大译师实代表印度佛教的两大系统，也可以说中国一开始所接受的佛教便是兼具大小乘，这是中国佛教初传的特色。
印度佛教最初传入中国，因文化背景全然不同，故被视为与当时流行的黄老神仙方术同类，仅通行于少数的王公贵族之间，如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图之仁祠”、桓帝“宫中立黄老浮图之祠”。尔后，在社会政治上，宦官外戚斗争为患，天灾时起，黄巾起义，军阀混战而民不聊生；在学术上，两汉儒家困于“经学考据”、“谶纬合流”而抑郁难抒。所以，到了汉末三国时代，佛教逐渐由上层遍及民间，由少数人逐渐扩展到多数人，弘化地区也由洛阳、长安往南方开展。
魏晋佛教史
魏晋佛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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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以来，时局纷扰，传统儒学名教解体，名士避世弃儒，趋附老庄“以无为本”思想而蔚为风气，因其立意渺玄，故称“玄学”或“清谈”。当时佛教般若“性空”之学甚契此派“贵无”思想，又有学通儒道，博学多识的道安大师及弟子慧远等，有系统的融和、开展，故玄谈名士莫不以“般若性空”充实其学，或增清谈之资，佛教于焉深入士大夫阶层而迅速传播。
三国魏地的佛教以般若学及译经为主，朱士行曾于洛阳开讲《道行般若经》，并以“诸未尽善”而西行，求得《放光般若经》，可见此时对般若之学已有新的要求。在译事方面，特别重视戒律的译介，昙柯迦罗译有《僧祇戒心》、昙无谛译出《昙无德羯磨》，而开中国戒法的传承。
因避战祸，僧人多从北方来到南方，因此，吴代建业的佛教，多由关中、洛阳一带传入，如安世高、支谦等。安世高原为东汉末年译经高僧的代表，其行走路线正可显示佛教已由北渐向南传播。支谦汉文造诣很高，发扬支谶般若一系，译经甚多。其中《大明度无极经》乃《道行般若经》的同本异译，系内启两晋般若之学，外导六朝清玄之风的重要经典。吴地佛教另一位重要传播者为康僧会，乃佛教史上记载第一位自南（交趾）向北弘法的僧侣，曾学安世高禅数之学，最具代表的译著为《六度集经》，孙权为其建“建初寺”，乃江南佛寺之始。
西晋时代，佛教活动仍以译经为主，竺法护为当时的代表，所译经典有《光赞般若》《维摩》《宝积》《涅槃》《法华》等各部类经，对于大乘佛教的开展，影响甚巨。其中，《正法华经》的译介，使观音信仰普及于民间，为鸠摩罗什之前最著名的翻译家。
西晋末叶，北方五胡十六国纷乱，晋室偏安江左，称为东晋。于是中国分治南北二区。北方胡族受到佛教的影响，也大力提倡佛教。例如后赵时期，以佛图澄开启佛教的弘传最为重要。佛图澄以神通智慧感化残暴嗜杀的石勒、石虎，佛法因而大行于华北，建寺八百九十所，受业门徒万计，重要者有道安、竺法雅等。
道安大师为前秦时代最重要的高僧，博学多闻，被视为当时北方学界的领袖。秦主苻坚延请他于长安主持译场，一时中外译家云集。道安大师在佛教史上有许多创举，如：1.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译经理论，要求译经必“勿失厥义”以深达佛旨；2.为众经撰注作序；3.分经文为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科，为此后译经者所宗；4.创编《综理众经目录》，开中国佛教史上佛经目录的先河；5.制订寺院清规及僧尼轨范；6.统一沙门同为“释”姓。另外，道安在教理思想方面，则以般若性空之义多有见地，创立“本无宗”，承其学者为慧远。
北方佛教到了后秦，由于鸠摩罗什东入河西走廊武威再入长安（401），而更加昌盛。鸠摩罗什在后秦姚兴的护持下大兴译经事业，南北俊秀仰止云集，门生弟子三千，其中以道生、僧肇、僧叡、道融最为杰出，称为“什门四杰”。所译经籍种类遍于大小三藏教禅诸家，其中《大品般若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使得龙树般若性空之学至此文备义明，以之引正“六家”之偏，驳斥“格义”之迂。《成实论》《阿弥陀经》《十住毗婆沙论》《金刚经》《法华经》《维摩经》等译著，文妙义精，流畅易读，为古今佛教各界所遵。后来以此诸经为基础而有三论、四论、成实学派的兴起，及天台、禅、净等诸宗的成立。鸠摩罗什译业贡献之伟，为整个中国佛教史开创一个新纪元，被誉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首。
南方东晋承继西晋文化，原在中原流行的玄学及般若学也随之南下。与道安同时，而在南方传教者有竺道潜与支道林，两者皆以擅讲般若而受到贵族士大夫的钦仰，为玄学式的贵族佛教及格义佛教的典型代表。尤其是支道林，著有《圣不辩知论》《即色游玄论》等，创般若学的即色义，主张即色本空。时人评其学“不减王弼，比做向秀”。与谢安、王羲之、许询、殷浩等一代名流交游甚密。支道林之后，南方佛教中心即转为庐山的慧远。师博通六经，尤精老庄，听闻道安讲般若而出家。后以远避战乱而入庐山东林寺。师持戒严谨，为南方佛学领袖，当地名绅士学皆崇其行。曾迎佛驮跋陀罗、僧伽提婆等印度高僧入庐山译经，开启南方译经的风潮。应江州刺史桓玄之问，撰著《沙门不敬王者论》，明示出家法与在家法的不同，以化解当时佛教与中国礼法的扞格。又集僧俗一百二十三人同结白莲社，以《般舟三昧经》的禅观修行，期生西方净土，是禅净共修的初创者，后世尊为净土宗初祖。
慧远虽足不出山，然亲近者众，道生（曾北上长安受学於罗什门下）就是其中之一。道生孤明先发，以佛性论、顿悟说引起当时教界的辩论，尤其“一阐提皆得成佛”的主张，更被视为异端，而不见容于大众，直至北凉昙无谶所译北本《大般涅槃经》传入，获证同于佛说，时人方才惊服。道生所悟的思想对于后来的涅槃、天台、华严和禅等各宗都有深远的影响。
此外，建康的道场寺，也是著名的南方佛教重镇，以译经为主。佛驮跋陀罗、慧观、法显等，为当时驻锡译经的大家。
两晋时期，因玄学风行全国，使般若学的研究也达到鼎盛，而有“六家七宗”各擅其胜之势。“般若”丰富了“玄学”的内涵，“玄学”也成为传播佛教教义的媒介，史称格义佛教。直至鸠摩罗什、僧肇等师徒的导正，终于形成中国佛教正统的风格。由于学风鼎盛，思潮自由，以及译经事业的隆盛，奠定了南北朝学派竞立的基础。
隋唐佛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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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南北分裂局面而开展的隋唐，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最强盛的朝代，也是中国佛教史上经典翻译、宗派竞立的巅峰时期，其影响不仅深入中国各阶层，而且远播至韩国（高丽、百济、新罗）、日本、越南，开启各国佛教的灿烂新页。
隋唐佛教的兴盛繁荣，除得力于佛教本身在南北朝所奠定的稳固基础外，更有赖于国家的统一强盛及护持提倡。隋朝高祖文帝即位后（589—600），立即废止北周毁佛政策，下诏修建寺院、重整经像、设“五众”及“二十五众”宣讲佛教义理，更以大兴善寺作为译经的中心，计其一生致力于佛教的推广，所度僧尼达五十多万人，修建寺院三千多所，立塔一百一十座，写经十三万卷，佛教在隋文帝时代的盛况可见一斑。
隋炀帝承文帝以佛教治国的方针，对佛教的提倡亦不遗余力，建寺、度僧、造像一如文帝，并亲从天台智者大师受菩萨戒，迎请吉藏大师入慧日道场弘扬三论，因此三论与天台二宗在隋代帝王的大力护持下能开宗立派。另外，信行以末法思想为前提，所创的三阶教亦流行一时。
唐朝皇帝除武宗外，对佛教多采保护政策。高祖於帝业初创时，曾奉佛求福，即位后，更设十大德以统摄僧尼。太宗则于玄奘大师西行求法归国后，于慈恩寺组织大规模的译场，法相唯识宗即在太宗的支持下创立。武则天时代更是崇信佛法，她实行了一连串的佛教措施：开沙门的封爵赐紫，诏令僧尼于道士、女冠之前，于寺院中设立悲田养病坊，组织译场，开凿龙门石窟。其中以对神秀大师的礼遇，使禅宗大盛，而诏令新译《八十华严》，更是直接促成法藏创立华严宗的大功臣。玄宗则崇信密教，对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礼敬有加，曾请不空入宫授灌顶法，因之密宗兴盛一时。肃宗亦曾召不空等百馀沙门入宫朝夕诵经祈福，并受灌顶皈依。代宗除下令建寺、度僧外，并于戎狄入侵之际，召沙门诵《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为国民消灾。宪宗时，迎佛骨于凤翔法门寺，更掀起社会上一股崇佛的热潮。
隋唐佛教因有帝王的护持，得以迅速发展，其兴盛繁荣表现在许多方面，如译经、著述、艺术等，尤其中国化佛教宗派的成立，更是重要的特色之一。
在译经方面的成就，隋朝在短短三十多年中，共译经典一百七十部七百卷，主要的译家有那连提耶舍、闍那崛多、达摩笈多、彦琮等。其中梵汉文俱佳的彦琮，为中土僧侣主持译场的先锋，曾在《辩正论》中提出译经者须具“八备”的条件，对后来译经人才的评选发挥极大的作用。
唐代的译经，基本上由国家护持，规模组织完善，而且多由精通梵、汉的中国僧侣主持，使得译经在量上、质上皆为历朝之冠。著名译师有玄奘、义净、不空、菩提流志、实叉难陀、般若三藏、善无畏、金刚智等，其中尤以前三位最为杰出，他们都被列入中国四大翻译家之内。此三人译经各有所专，玄奘所译包括瑜伽、般若、大小毗昙，成就最大；义净重在律典；不空专于密典。概言之，截至唐朝，印度大乘佛教的精华几已全部译介，而且所译经论较之前朝，更有选择性、系统性与完整性。
随著经论的大量译出，高僧硕德的著作也相对丰富，如针对佛典，加以系统分类精确的经录，较重要者，在隋代有法经的《众经目录》七卷、彦琮的《众经目录》五卷、费长房的《历代三宝纪》；唐代有道宣的《大唐内典录》、智升的《开元释教录》、圆照的《真元新定释教目录》。其中以《开元释教录》影响最大，为后世大藏经编目和雕印的准据。
另外，还有大量针对经论所作的各种佛典注疏，而结合个人体验和研究所撰著的通论专书也纷纷问世。这些表现各人独特思想见解的著作，乃各宗派形成及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因此，显示隋唐佛教兴盛的天台、三论、法相、华严、密宗、禅、净、律等八大宗派的创立，实与经典的翻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隋唐佛教的发展，对文学、艺术也提供了绝佳的题材与灵感，当时文人学士对于佛教的磅礴精深与僧侣的精神修养，产生崇高的敬意，归向者颇多，如韩愈、白居易、柳宗元、王维、李翱、裴休等，都与佛教有深厚的因缘，因此蕴含佛教哲理的诗文创作也应运而生。又由寺院的讲经发展至社会的俗讲也甚为流行，进而创作了许多变文作品。随著变文的流传，又发挥成多彩多姿的经变图相，更增添寺院画像以及继南北朝以来持续开雕的石窟壁画的内容。
总体而言，隋唐帝室除了对佛教护持，对于儒、道亦采支持的态度，亦即以“三教并用”做为其宗教政策。因此，佛教与儒、道在当时鼎足而立，互为争胜，尤其道教对佛教的明争暗斗更是无有间断，因此在武宗时，因个人极度的偏好道教长生之术，再加上道士赵归真、宰相李德裕的反佛鼓动，终于进行一连串的毁佛事件，以会昌五年（845）最甚，总称“会昌法难”，共废毁寺院四千六百多所、小寺四万余座，迫令还俗僧尼二万六千五百余人，没收寺田数万顷。这次的灭佛，使佛教受到严重的打击，佛教文化财，包括经藏典籍大多佚失。幸宣宗即位（847）后，立即下诏复兴佛教，尔后几代皇帝也相继护持。唯随著唐末王朝的日趋衰落，佛教的鼎盛时期也随之结束。
唐灭，五代十国分治北、南二地，动乱频仍，五代中版图最大的后周，在国家财政窘迫之际，于世宗当政时又再一次的毁佛（955），佛教经此法难及战火的摧残，已衰颓不堪，著重义理研究的宗派盛况不再，唯剩著重实践的禅宗以及强调信仰的净土宗在民间流传著。以永明延寿禅师提倡禅净双修，最受崇敬。
宋元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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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经过唐末、五代两次的法难，以及朝代更迭的战乱后，由于经典散佚、寺院毁坏、僧侣受迫等，致使佛教几乎到了衰萎凋落的地步。直至宋代始现复甦之迹，唯宋元之后至盛清八百年的佛教，因国运不兴，佛教虽绵延不绝，然已不如隋唐时代的弘盛。自此，佛教一改传统型态，逐渐倾向生活修行与宗派调和的路线。从弥陀信仰的结社念佛、禅院农林的寺院经济生活，到与儒、道二家的调和及禅、净、教、戒融和的现象，佛教融入了中国文化之中，此即宋元以后中国佛教的特质。大体上，北宋一代（960－1126）佛教的复兴较盛，南宋以迄明代世宗时期（1127－1566），则为平淡晦暗之期。明末穆宗（1567）至清代，再度兴盛一时，唯佛教积弱过久，仍不及北宋的兴盛。
宋代佛教
宋代帝室对佛教多采保护政策，太祖建国后，即废止后周世宗毁佛之令，修订出家考试之制、诏度出家童行八千人，遣使西行求法。宋太祖开宝四年，敕令张从信等至成都开雕大藏经，称《开宝藏》，这是中国全藏刻版印刷的开始，也是一切官、私刻藏及高丽刻藏的共同依据。后来又陆续完成《崇宁藏》《毗卢藏》《圆觉藏》和《资福藏》等，此乃宋朝佛教发展的伟业，影响后世刊刻，藏经甚钜。太宗时，诏立太平兴国寺为先皇帝寺，并设立组织完备的译经院，使中断二百多年的官刻译经，一度复兴。真宗一代则设立戒坛七十二所，推行登坛受戒之制。另外，由于帝室的护持，寺院的田园、山林享有免税权，寺院乃以此为经济基础，从事长生库、碾场等各项公益事业，对民间社会助益匪浅。
北宋佛教的复兴，唯台、贤、净、律四宗，禅宗则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特殊教法，幸免于唐末五代战乱，而法纲益振，形成“五家七宗”之势，因之祖师灯史著作特别丰硕，禅宗的盛行可说是宋代佛教的一大特色。宋代理学发达，其思想受禅宗影响甚巨，其间或有排佛之论，然禅学开展理学精神特色，故排佛后又皈佛者甚众，自宋迄清皆呈如此状况。
天台宗得高丽传回典籍而弘扬一时，后有山家、山外二派互宣宗义，各传其学；天台教义虽博洽深玄，然因辅以律行、礼忏、念佛，故能广流普及。在华严宗方面，因教义与禅宗同为真常唯心一系，故得力於禅宗而得复兴，呈现教禅一致之风，以子璿、净源二位大师的弘扬最力，后者有“贤首中兴”之誉。律宗方面，有允堪、元照的弘持，致力于律学撰著，又因天台宗师多兼弘戒法，律学乃应运中兴。净土宗则于宋朝三百年间持续兴盛，念佛结社之风深入广被，不让禅宗。台、贤、禅、律诸宗祖师亦多秉其教学，严以律行，而趣净土，因此台净融和、禅净双修的思潮风行，净土信仰因之深植于民间。直至宋徽宗时期，因其崇信道教而破坏佛教，如烧毁经像，诏令寺院置孔子及老子像，并将道士位次列在僧尼之上等。佛教严重受挫，除禅、净二宗犹能盛行外，其余各宗渐没。
元代佛教
元朝佛教与朝廷的关系密切，其能以一蒙古外族而统治华夏一百多年，可说多得力于佛化政治。太祖建国之初，重用禅宗行者耶律楚材制订典章，令慓悍好战的蒙古百姓摄化于佛教。其后诸帝承袭此风，皆倚重僧信以协助国政。至元世祖迎请西藏萨迦派的八思巴入京，请制蒙古文，译述藏经，对蒙古文化贡献巨大，赐号“大宝法王”，世祖封赏全藏为俸爵，地位职权之高仅次于皇帝。此后萨迦派僧侣世代为国师，遂使喇嘛教成为元代的国教。
藏教虽受元朝帝室的崇信，然终究不合民情，故仅能在宫廷中流行。民间则以禅、净二宗最为盛行，禅宗有曹洞宗的万松行秀著作《从容录》发挥曹洞家风；临济宗则以雪巖祖钦、高峰原妙、中峰明本为代表。此期禅僧多兼修净土，仍延续宋代禅净并修的风潮。
明代佛教
推翻蒙古统治的明太祖朱元璋，初为皇觉寺僧，宰相宋廉亦出身于寺院，故对佛教特别崇敬，也力图整顿佛教。因此，即位后即颁布了一连串新的佛教政策，如：立僧官、定考试、制度牒、刻藏经（南藏）、整理僧籍、分寺院僧为禅、讲、教三类；成祖永乐帝以临济僧道衍为宰相，刻北藏，并作《赞佛偈》《金刚经解》，力护佛教。此后，诸帝王无不奉佛，禅、净二宗与喇嘛教并行。
明中叶后，朝廷为救饥荒而有卖牒之举，僧团迅速膨胀，因而弊端丛生，再加上世宗信奉道教，导致再一次的毁佛事件。然而没落的佛教却因之觉醒，而力图复兴。迄明末莲池、紫柏、憨山、蕅益等四大师辈出，又儒家士大夫向佛者也日益增加，更增长了居士佛教的力量。
清代佛教
清代同元朝一样，王室崇信喇嘛教，可说是以佛化政策统治了蒙、藏、汉三个不同的民族。朝廷不仅在西藏以达赖治前藏，以班禅治后藏，在蒙古各地赐封喇嘛“呼图克图”的尊号，更将皇宫中的雍和宫改为喇嘛寺。对于显教虽崇信诚笃，但在施政上则以儒家为主。
清初诸位帝王与佛教的关系颇深，顺治皇帝曾作《赞僧诗》“我本西方一衲子，为何生在帝王家”、“黄金白玉非为贵，唯有袈裟披肩难”来表明愿为僧侣的心迹；康熙帝则迎请明末以来的各宗派高僧入京，促进佛教的复兴；雍正帝则亲事章嘉活佛，参礼迦陵性音禅师，自号圆明居士，主张禅、教、净调和之论，尤其热心净土法门，对近世以念佛为主的禅净共修，影响甚大。
清末印经事业发达，属于官方开雕的有《龙藏》，以及汉、满、蒙、藏、梵五译本对照的佛典出版。民间则有《百衲藏》《频伽藏》，可见清代对佛教文献整理的重视。清末，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以信仰上帝教为号召，军行所至，佛寺、经像焚毁殆尽。国运不断的遽变，也使得佛教的发展一再受阻。
译经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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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发源于印度，其后能在中国弘传生根，便是透过经典的翻译。从东汉末年到唐代中叶，译经事业由初创到隆盛，历八百年之久。宋元以降，虽有译经，却只有补余或重译而已。中国佛教译经事业的历时久远，可说是世界文化史上首屈一指的大业，而所译经论卷帙的庞复，诚为世界文化的瑰宝。以下依其发展过程略分三期来介绍：
汉魏西晋时期——译经的初创时代
本期译经始于东汉桓、灵二帝之间，当时佛经的传入并非直接来自印度本土，而是间接由西域东来的僧侣所传入，经本多以西域当地文字写成，或由译师以西域语言口传，故通称“胡本”或“胡语经典”。
最初的译经大师以东汉桓帝年间入汉的安世高与支娄迦谶最具影响力，二师的译著分别代表小乘禅数与大乘般若性空学的两大系，也反映了佛教大小乘同时引进中国的情形。与二师同时的译经家尚有竺佛朔、严佛调、安玄、康孟详等，皆各有译著，然多为助译或合译者。
本期最后一位译经大家乃西晋竺法护，译有般若、宝积、法华、涅槃等各部类经，共一五四部三〇九卷，乃本期译经数量最多者。《祐录‧竺法护传》评其“自西域归，大齎梵经，沿路传译，写为晋文……终身写译，劳不告倦”，故有“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的赞誉。
东晋南北朝时期——译经的进展时代
本期译经事业因有道安与慧远两位佛教领袖的努力推动，而能进展顺利。道安首在长安网罗义学高僧，并组织译场，经费所需由苻坚护持，对于翻译文体提出“五失本、三不易”论点，要求“勿失厥义”以深达佛旨，以直译方式开启译经事业新纪元。慧远承道安之志，以庐山为中心，延揽许多天竺西域高僧译经，如僧伽提婆、佛驮跋陀罗等，故有“葱外妙集，关中胜说，所以来集兹者，远之力也”。二师本身虽非译师，然乃真正推动译事的元勋。
本期重要译师，首推鸠摩罗什。后秦弘始三年，姚兴以“国师之礼”迎请罗什至长安，在逍遥园组织庞大译经场，这是国立译场的创始。当时有僧叡、僧肇、僧契、法钦、道标等八百俊彦谘受襄译，依《开元释教录》载，师徒所译典籍有《阿弥陀经》《维摩经》《法华经》《金刚经》《十住毗婆沙论》《中论》《十二门论》《百论》等共七十四部三八四卷，在中国佛教翻译史上，因为罗什对龙树中观学作有系统的翻译，中国佛教由此进入新的境界。总体而说，因罗什娴熟汉语，博学多闻，故其译文采意译方式，重视简练精粹，深达原旨，流畅易读，在译经史上树立新的里程碑，是历代最受欢迎的译师，其译本流传最广，后世尊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
罗什所带起的译经事业，使得译家贤哲辈出，在罗什前后的大家有数十位，如佛驮跋陀罗、昙无谶等。到了南北朝，译业仍然隆盛，论部的译著尤其辉煌，东晋罗什师资专弘龙树般若性空之学，而此期则渐重于无著、世亲的唯识学，其中真谛所译《摄大乘论》《中边分别论》《俱舍释论》《大乘唯识论》等，都是法相的秘钥，为中国唯识学的发展奠定了初基。计真谛在华的二十三年间，共译出经论六十四部二七八卷，影响卓著，亦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
第二期译经的特色乃因国家的重视与护持，在庞大译经组织的优势下，高僧云集，共襄助译，故能发展到有系统译介大经大论的能力，使译经事业呈现高速发展之势。
唐代时期——译经的全盛时代
本期的译经特色，在于主译者已由外来高僧转为由本国高僧来担任，典型的代表是玄奘与义净两位大师。玄奘在唐太宗贞观三年间（629）西行求法，历十七年而荣归，携回佛经五〇二夹六五七部，太宗为玄奘于大慈恩寺设译经院，召拣高才名僧分掌笔受、证义等各职，译场组织较前更加完备。玄奘自律甚严，未曾一日懈怠，计十九年间译经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其数量之多，为历代诸家之冠，所译经论如《大般若经》《大毗婆沙论》，卷数之多，亦为旷世巨作，而诸多唯识论著如《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的译出，使唯识在中国的发展，能形成系统，继由弟子窥基发扬而成宗立派。译经事业至玄奘已达于最高峰。
此外，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翻译大量的密教经典也是本期的特色。总之，本期以前二期译经的成果为基础，开创更完整的译经组织，使得译经事业达到巅峰。此后二百多年间，译业渐沈。直至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复兴译场，并设印经院，译场组织与制度更形完备，唯所译经论较之前期，已微不足道。宋、元迄今，虽仍有译事的进行，然多已非由梵文译为汉文，而是由日文、藏文、巴利文、西文译为汉文的零星之作。
译经实非简单易行之业，从译师、经典的来源，到语言文字、译文体例的抉择等，皆为棘手难定的问题，故在译经开展过程中，为因应时代的需要，即不断的提出改进及创新的方案，如东晋道安有“五失本、三不易”之说，隋朝彦琮主张译家宜具“八备”资格，唐朝玄奘立“五种不翻”的译经原则，北宋赞宁则提倡译语应用“新意六例”等。译经事业在审慎严格及历时久远的经营下，成就了深得佛旨又浩瀚如海的汉文三藏圣典。
八大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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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经南北朝时期的拓展发扬，随着隋唐的统一，在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融和及帝王的护持等条件下，使得佛教经典翻译更有系统，义理更为明确，南北各学派的思想学说特色更加明显，且因各有师承、专重的经典及独到的思想主张，于是八大宗派在隋唐正式形成，开创了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兹将大乘八宗在中国的开展分述如下：
天台宗
天台宗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成立的佛教宗派。奉《法华经》为根本经典，智者大师依据此经“会三乘归一大乘”的思想开展出“五时八教”的教相判释，建立天台宗的思想体系。本宗教学组织主要分为教、观二门。教相门为一念三千、性具善恶；观心门有一心三观、三谛圆融等。本宗法统传承，初祖上推至龙树菩萨，其次为慧文－慧思－智顗－灌顶－智威－慧威－玄朗－湛然等祖师。隋朝四祖智顗（538－597）以慧文、慧思的禅观思想为基础，进一步依据《法华经》撰述《法华文句》《法华玄义》及《摩诃止观》，开创出具中国特色的教义及教判理论，乃天台宗实际创立祖师。入唐后，唯识、华严创立并大兴，天台相形失色，直至中唐，九祖湛然提倡“无情有性”之说，使天台宗风大振，后世称其为天台中兴之祖。唐武宗会昌法难及五代战乱后，宗门式微，至北宋有四明知礼、慈云遵式的弘扬复兴，民国以来则有谛闲、倓虚及慧岳等诸师的弘扬。
三论宗
三论宗是由鸠摩罗什传译龙树、提婆中观学，译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而奠定三论宗的理论基础。主要思想是透过“破邪显正”、“真俗二谛”、“八不中道”、“涅槃世间”的道理，阐释《般若经》“诸法空性”之义。其传承法统为龙树－提婆须利耶蘇摩－罗什－僧肇－昙济－僧朗－僧诠－法朗－吉藏。罗什之后，因北魏太武帝灭佛，宗风不振，经僧朗的复兴，至唐朝吉藏，完成三论的注疏，又著作《三论玄义》，集三论思想的大成，因此被誉为三论宗的开祖。该宗至唐中叶后，因天台、唯识、禅宗的盛行而趋衰退。台湾研究三论者，以印顺长老最负盛名。
唯识宗
关于本宗之传承，于佛陀入灭后九百年，弥勒菩萨应无着菩萨之请于中夜从兜率天降至中印度阿逾陀国之禅堂，说《瑜伽师地论》；无着禀承其说，着《大乘庄严经论》《摄大乘论》《显扬圣教论》；世亲亦出《摄大乘论释》《十地经论》《辨中边论》《唯识二十论》《唯识三十颂》等，更有所阐明；不久无性亦造论注释《摄大乘论》，又有护法、德慧、安慧、亲胜、难陀、净月、火辨、胜友、最胜子、智月等十大论师，相继制论以注释世亲之《唯识三十颂》，瑜伽宗风遂披靡全印。唐代玄奘入印，师事护法之门人戒贤，具禀本宗之奥秘。返唐后，翻传本宗经论，弘宣法相唯识之玄旨。受教者颇多，以窥基、神昉、嘉尚、普光、神泰、法宝、玄应、玄范、辨机、彦悰、圆测等为著名。其中，神昉着《唯识文义记》；玄应着《唯识开发》；圆测作《解深密经疏》《成唯识论疏》等，门人有道证，着有《唯识论要集》，新罗僧太贤从其学，制《唯识论古迹记》，世称海东瑜伽之祖；而窥基绍承玄奘之嫡统，住长安大慈恩寺，盛张教纲，世称慈恩大师，着有《瑜伽师地论略纂》《成唯识论述记》及《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大乘法苑义林章》等，集本宗之大成。门人惠沼着《成唯识论了义灯》，破斥圆测等之邪义，其下复有道邑、智周、义忠等。智周作《成唯识论演秘》，发扬《成唯识论述记》之幽旨，并注解其难义。此外，《成唯识论掌中枢要》《成唯识论了义灯》《成唯识论演秘》，合称为唯识三疏。日本之智凤、智雄、智鸾、玄昉等皆出智周之门，均有所承学。其后，以禅及华严等宗勃兴，本宗教势顿衰，宋代以后稍见复兴之迹。至明代，智旭制成《唯识论心要》，明昱作《成唯识论俗诠》，通润作《成唯识论集解》，广承作《成唯识论音义》等。
日本方面，孝德天皇白雉四年（653），道昭入唐，从玄奘学法相宗义，回国后，以元兴寺为中心而传法，称为南寺传；元正天皇灵龟三年（717，一说二年）玄昉入唐，从智周学法，返国后，以兴福寺为中心而传法，称为北寺传。日本法相宗为奈良时期（710—794）、平安时期（794—1192）最有势力之宗派之一。本宗之传承：释尊→弥勒→无着→世亲→陈那→无性→护法→戒贤→玄奘→窥基。
A、六经
1.解深密经
2.华严经
3.密严经（又名厚严经）
4.楞伽经
6.大乘阿毗达磨经（最后二经未译成汉文）
B、十一论
2.显扬圣教论
3.大乘庄严经论
5.摄大乘论（以上无着菩萨造）
8.唯识二十论（世亲菩萨造）
9.十地经论（世亲菩萨造，系解释华严经“十地品”者）
此可知，瑜伽宗的根本经典，其中之六经是佛说；其十一论，则为菩萨说或造，包括弥勒、无着、世亲、陈那等。
最后，从瑜伽宗的根本经典之六经来看（除了最后二经中土未译外，其余四经：解深密经，华严经，密严经，楞伽经，皆是所谓“性相圆融”，亦即，有性有相，并非纯是法相之学。更有进者，这四部经同时也是性宗的根本经典；尤其是楞伽经，更是禅宗达摩祖师传以印心的直到六祖改成金刚经）。可见，即使在禅宗的正法眼藏用以印心的，在六祖以前，本是性相圆融、性相不分的。不但性相不分，而且也是显密不分的：因为华严、密严、解深密、乃至楞伽也是显密二教所共尊的。然而其后，以众生根器转钝，不堪受持全体大法，因此分门修学，各擅其长。然而依法之本源与发展来看，此系不得已之事，并非法本有分派，而实系人根器转浅所致：并非法有二种、三种或多种；种种法教实系如来法身之一体；众生不堪全体大法，故别受其部分之法。然其要者，若欲求无上菩提，切莫以自所修学之一部分法，或性或相、或显或密，执摸象之解而言：“这就是如来法的全部！”因而得少为足，甚或是自非他，种种妄想分别，乃至互相攻讦（jié），诤斗、如是即是迷人，枉受辛勤，不入正理。 [3]
华严宗因奉《华严经》为根本经典而得名。主要教义有“六相圆融”、“十玄缘起”、“法界三观”等，总称为“如来性起法门”。华严宗判释一代教法为五教十宗，以《华严》为所宗，杜顺和尚著《五教止观》，即为此教判的奠基者，被誉为华严宗初祖。智俨大师撰著《华严经搜玄记》等，奠定华严立宗的基础，是为二祖。三祖法藏贤首大师，集华严宗的大成，建构以“法界缘起”为本宗思想体系的理论，曾为武则天宣讲《华严经》，令其心开意解，茅塞顿开，故华严宗可说是在武则天的护持下，由法藏所创立。四祖清凉澄观大师则渐融入天台、禅宗的思想。五祖圭峰宗密禅师，倡导教禅一致。会昌法难后，华严宗门式微，至宋代，乃有子睿、净源重兴，元、明、清续有人才宣扬宗义，民国后，有月霞大师创办华严大学，今有成一法师所创办的华严专宗佛学院继传宗脉。
律宗以研习及持守戒律得名。东晋时陆续传入《十诵律》《四分律》《摩诃僧祇律》《五分律》等律典。北魏法聪弘《四分律》，慧光承之，继而唐朝道宣律师更以大乘教义阐扬《四分律》，撰著律学五大部，创南山律宗。另与道宣同一时代的，尚有法砺所创相部律宗，怀素所开东塔律宗，合称为“律部三宗”。后唯存南山宗独秀，后代所称的律宗即指此宗。南山律宗将戒律分为止持戒及作持戒；教理有戒法、戒体、戒行、戒相四科，判一代时教为化教及制教。
唐末五代，律宗与诸宗衰落，直至宋代，因有允堪、元照律师的弘传，加上天台宗师多兼弘戒学，律宗乃应运中兴。明末清初古心律师及其法嗣三昧律师在宝华山主持戒席达百馀坛，宝华戒坛名震一时。清末民初因有弘一、慈舟律师的弘扬，律宗乃存续不衰。
密教真言宗因受法身大日如来真实言教的传授，且须经灌顶等入教仪式和秘密传授方可传习，故称密教或真言宗。该宗以《大日经》《金刚顶经》为根本经典，主要教义为胎藏界、金刚界两部曼荼罗所代表大日如来智德显现的宇宙万有之说；另以一切万法的六大本体，四曼相大，三密用大，阐明本自具足如来德性，当身即是大日觉位，修习手结契印，口诵真言，心观大日如来的三密加持，则能达到“即身成佛”，顿证当体大日佛位。密教思想早在三国时期传入，至玄宗开元年间，印僧善无畏、金刚智、不空陆续来华，译出弘传《大日经》、《金刚顶经》後，始形成宗派。该宗传承法系为：龙树（即龙猛）－龙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一行－惠果－空海。
真言宗在唐会昌法难后即受到严重打击，唐末战乱更是将其彻底毁灭，故真言一脉在中国断绝一千两百年之久。如今，庆幸的是惠果大师有先见之明，故将法脉传给日本空海大师，大师归国后大弘真言密教，并于公元816年在日本高野山建立金刚峰寺是为真言密教的根本道场（总本山）。
禅宗的“禅”，即梵语“禅那”的简称，原义是心念的专一。禅宗即因主张以禅为生活中的修持而闻名。本宗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著称，此思想乃根源于佛陀在灵鹫山拈花示众，迦叶破颜微笑的典故，成就了“以心传心”的美谈，此后历代祖师“以心传心”次第传承。
南朝时，菩提达摩携付法衣钵东来，被奉为中国禅宗初祖。再传慧可，三传僧璨，至唐朝四祖道信，融和达摩所传《楞伽经》禅法与《般若经》离言绝相之教，进一步开展出“随心自在”的禅修生活，成为中国禅宗的基本风格。五祖弘忍发展道信倡导的修行与农耕结合，强调于日常生活中持守真心，成为自然的农禅生活。中国禅宗即在道信及弘忍师徒的弘传下正式形成。其后分为神秀、惠能二派，北宗神秀主渐悟说，南宗惠能主顿悟说。南宗因神会的力争，乃逐渐取代了北宗地位，于中唐后独盛。六祖惠能的弟子有荷泽神会、青原行思、南岳怀让三系，后二系更开演为五家七宗，成为中国禅宗的主流。禅宗重视心性的特殊教法，虽历经唐末至明清各代的战乱，仍能屹立不摇。台湾许多道场如佛光山、法鼓山、中台山等，皆为禅宗丛林，其影响之深远可知。
净土宗以专念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净土得名。根本经论为《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和《往生论》等三经一论。主要思想可归纳为信、愿、行三资粮－－由信发愿，由愿起行。行则包括四种念佛、十六种佛观、发三种心、修五念门等种种法门，其中尤以念佛法门，仗佛愿力接引往生，三根普被，而称为易行道。
本宗的弘扬以东晋慧远于庐山结社念佛为开端，乃中国净土的主流，后有北魏昙鸾的弘扬，至唐代道绰、善导承其旨。开元初年，慧日倡禅净双修、戒净并弘的“不舍万行”，承远、法照、飞锡继其说。因此，净土宗在唐代可分为慧远、善导、慧日三系。唯该宗并无祖徒相传承的直接法系，直到宋朝石芝宗晓法师，将历代弘扬净土法门有重大贡献者，如慧远、善导、承远、法照、少康、延寿和省常等诸位大师列为净宗七祖，明代又举袾宏、智旭，清代举行策、省庵、彻悟及民国印光共成十三祖。
佛教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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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的特色就是大、小乘并存，显（宗）密（宗）同在。严格地说，佛教起始于尼泊尔，发展在中国，又远传于日本、韩国。而佛教在印度本土由于受到印度教及后来传入印度的伊斯兰教的排挤，约在公元八、九百年左右，在印度本土消失。而能保留佛教并发展佛教的中国就成了当今世界佛教的真正故乡。
中国佛教的特色就是以“大众部佛教”为主，中国西南与“上座部佛教”盛行国家相邻的云南则是传承着与泰国一样的“上座部佛教”。中国内地汉族居住地则祝主要信奉“大众部佛教”。中国西北部地区少数民族则主要信奉密传佛教。
中国佛教又分为八大宗派，这也是中国佛教的特色。中国佛教界的一些高僧根据一些佛经内容，创立了各自的宗派。其中包括天台宗、华严宗、三论宗、唯识宗、净土宗、律宗、禅宗和密宗。
参考资料
- 1 中国佛教协会官网．洛阳白马寺 [引用日期2020-11-24]
- 2 高振农．中国佛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
- 3 成观法师．《大乘百法明门论今注》-相宗系列总序．毘卢出版社．2006
- 4 佛光山总委会．佛光教科书．佛光出版社．2000
佛教的22个基本知识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王子释迦牟尼所创。自传入中国以来，与中国历史文化紧密联系，形成了许多派别。本文介绍了佛教的基本常识，包括菩萨、四谛、六度、四摄法、大乘小乘的区别等。同时，还介绍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和传播，以及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相传与公元前6-前5世纪，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王子释迦牟尼所创。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与中国历史文化形成了紧密的联系，并渗透到了中国的历史文化中，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分享一些佛教的基本常识。
1、什么是佛教
“佛教”通俗来说，它是一种宗教，包括它的经典、仪式、习惯、教团的组织等等。广义地说，它就是佛所说的言教。如果用佛教固有的术语来说，应当叫作佛法。
2、什么是菩萨
“菩萨”其实是菩提萨埵的简称，“菩提萨埵”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觉有情”。对于声闻、缘觉二乘而言，若由其求菩提（觉智）之观点视之，亦可称为菩萨。
3、什么是四谛八正道
四谛是释迦牟尼体悟的苦、集、灭、道四条真理。“八正道”亦称八支正道、八支圣道或八圣道，分别是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4、“四大”分别指的是什么
所谓的“四大”，是指地、水、火、风，这四大物质因素。
5、四大菩萨
四大菩萨分别指的是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
6、六度
“度”梵语是“波罗蜜多”，字义是“到彼岸”，“六度”分别是：布施菠萝蜜、持戒菠萝蜜、忍辱波罗蜜、精进菠萝蜜、禅定（止观）菠萝蜜、般若。
7、四摄法
四摄法分别是：第一是布施摄，第二是爱语摄，第三是利行摄，第四是同事摄。
8、大乘小乘有什么不同
大小乘的分别，主要在于大乘著重利他（利益大众的行为），小乘著重本身。大乘有不同的经典，在发展上各有不同。
9、佛的涅槃日是哪一天
一般认为农历二月十五日是佛涅槃日，四月初八日是佛诞生日，十二月初八日是佛成道日。
10、佛教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
东汉永平七年，汉明帝刘庄派大臣蔡音、秦景等十余人出使西域，拜求佛法，最初迎请来的两位法师，是竺法兰与迦叶摩腾，两位法师第一次将佛教的经典、佛像等，正式带入中国。
11、最早的佛教寺院是哪个寺
竺法兰与迦叶摩腾两位法师来到中国后，最开始被安排在了河南洛阳的鸿胪寺，后来为了将两位法师长久的留在中国，于是就建立了第一座寺院——白马寺。
12、“南无”是什么意思
“南无”其实是梵语Namo的音译，“那摩”是保持原来古代的读音。现代很多地方，依然保持着这个古音，它的含义是‘敬礼’。今天印度人相见，互道‘那摩悉对’，其实就是说：‘敬礼了’。
13、佛教八大宗派
佛教出现过许多派别，主要有八宗。一是三论宗又名法性宗，二是瑜伽宗又名法相宗、慈恩宗、唯识宗，三是天台宗又名法华宗，四是贤首宗又名华严宗，五是禅宗，六是净土宗，七是律宗，八是密宗又名真言宗。
14、密宗
八世纪时印度的密教，由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传入中国，从此形成了密宗。此宗以密法奥秘，不经灌顶，不经传授、不得任意传习及显示别人，因此称为密宗。
15、禅宗六祖
禅宗六祖分别是：一祖达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大藏法数卷三十八）
16、佛陀十大弟子
十弟子分别是：一、舍利弗，智慧第一。二、目犍连，神通第一。三、摩诃迦叶，头陀第一。四、阿那律，天眼第一。五、须菩提，解空第一。六、富楼那，说法第一。七、迦旃延，论义第一。八、优婆离，持律第一。九、罗睺罗，密行第一。十、阿难，多闻第一。
17、什么叫做法师
“法师”原本是一种学位的称号，要通达佛法的人才能称法师，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称的。精通经藏地称为经师、精通律藏地称为律师、精通论藏地称为论师。更高的是三藏法师，是遍通经、律、论三藏者的学位，如唐代玄奘、义净都受到这个称号。
18、什么是和尚
和尚是梵语，译为中文乃“亲教师”之义。源头是梵语,本义为"师长"，是对"有一定修为的僧人"之尊称。传授三坛大戒时，须有“得戒和尚”、“羯摩阿闀黎"“、教授阿闇黎”等，三师及七尊证登坛证盟，以及“开堂和尚”、“引礼法师”等人，共成佛事。
19、什么是六相
六相是分别是总相、别相、同相、异相、成相、坏相。这六相既同时表现在一切事物中，也同时表现在一个事物中。无论在一切事物中，或在一个事物中，都是相反相成、同时具足、互融互涉、彼此无碍的。
20、什么是实相
“实相”就是实实在在看到的东西，也就是实实在在的，不想任何东西，看到什么就是什么，什么都不往脑子想。实相的意思就是自然的，不往心里去的东西，不要执着地用心去想。
21、上座与大众的区别
上座、大众根本两部在教义上有较大的差别，至于支末部派，一般地说，与根本部差别不大。上座部学说可以说是一切有部为代表，大众部没有什么论著留传下来，只是从某些史籍记载中，可以看到它的一些论点。
22、十惑
十惑分别指的是：贪，嗔，痴，慢，疑，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禁取见，亦名十使。
写到最后
从历史上看，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先依傍魏晋玄学，后融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性、心性学说，而蔚为大宗。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以上就是小编为大家带来22个最基本的常识，佛教还有很多的常识，这里只是列举出来了一部分，大家还知道有哪些呢？欢迎在评论区进行留言和讨论。
参考文献：《佛教的发展史》、《佛教基本常识》
道家思想崇尚自然，有辩证法因素和无神论的倾向， [27]反对争斗。 [27]“道”随顺万物，尊重世间万物的种种差异。所以“道”没有统一的形态，趋近“道”也没有统一的方式。 [2]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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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思想流派，以老子﹑庄子为代表。道家的思想崇尚自然，有辩证法的因素和无神论的倾向，但是主张清静无为，反对斗争。 [28]
道家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道家思想的形成是以总结、发展、著典籍为主要路径，每一次思想的跳跃都经历了极其长时间的众人积累，这也再一次的凸显了道家的生命力。《老子》作者生活年代在学界尚有争议，或以为与孔子同时，或认为晚于孔子。老子主要批评了孔子所执之"礼"及"仁义"观念，对杨朱则主要批评了其"予智自雄"及对"明王之治"的追求。老子之后，杨朱本人曾针对墨子的"兼爱"、"尚贤"、"右(明)鬼"、"非命"等核心价值观念进行了"非议"。杨朱后学子华子则对当时社会存在的种种"六欲不得其宜"的观点和行为做出了双向的扬弃，詹何则将杨朱"为我"、"贵己"之说中"损一毫利天下不为也"的思想作了近乎极致的发挥。庄子本人和庄子后学都有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批评，以魏牟为代表的庄子后学认为庄子之学大如东海，而名家公孙龙等人则似埳井之蛙。以《天下篇》为代表的庄子后学批评诸子百家之学"皆有所长，时有所用"，皆为"不该不徧"之学。"稷下黄老道家"的学术批评以慎到、田骈和《管子》学派为代表，对先秦诸子思想进行了批评性总结。 [3]
道因应无方，惟变所适。史公司马谈在《论六家旨要》所论。道家“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虚无为本，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因时为业”、“时变是守”。故太史公突出强调‘变’。这得益于道家所具有的职业优势和深厚的知识背景。道家出自史官，在古代，史官的职责主要为观察星象、制定历法、管理王室典籍和收藏档案。道家是秦汉后建构出来的学派，先秦时期没有"道家"一派，后世建构出来的"道家"遂不能不有较强的异质性。道家分为"黄老"与"老庄"两支，前者重外王，后者重内圣，但内圣与外王亦有连续性。黄帝、老子、庄子是道家传统中最重要的三个符号，追溯道家三子的起源，可追溯到神话的源头。黄帝源于天子神话，老子源于大母神神话，庄子源于飞仙神话，神话的源头不同，三子的思想定向也就不同。三子继承远古的神话，也继承了远古时期积极礼仪的斋戒实践。在从巫教(萨满教)到道家的传承中，后者也对前者作了批判的转化，三子在战国时期分别形成各自的体系，并在秦汉后被聚合成一家，即所谓的道家。 庄子所出的升天神话代表最原始的萨满教类型，老子所出的大母神神话代表早期农耕文明，黄帝神话则不能不预设文明发展到国家甚至帝国的建构。但三子出现在历史舞台的年代和地区，似乎与其思想所出的神话类型之年代与地区不合，如庄子年代在老子之后，其神话型态却相当古老；黄帝被设定为文明之祖，年代远在老、庄之前，思想的定型则在老子之后。至今仍找不到较有说服力的知识社会学的材料，足以建构出他们何以被归为道家的社会学依据，比如老子与母权社会的关系，或庄子与狩猎文化的关系。所以他们何以能够合为道家？这个困扰人的问题依然存在。 [11] [26]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埶，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道家以道为世界的本原，以柔弱因循为道的作用，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因为对道和无为的理解不同，所以内部又划分为不同派别，不同的学派之间思想重心也不同，或偏于治国，或偏于治身等。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每篇每个学派各不相同各，都有其独特的风格与特点。
以《道德经》的问世为标志，道家思想已经完全成型。关于老子的身份、生平与《老子》一书的作者到底是谁的问题，虽然长期存在争议，但通常的说法都是以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的倾向性看法为依据，即认为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战国时期，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其中以黄老派最盛，以至于在战国末期形成了蒙文通先生所说的“黄老独盛压倒百家”的局面。
秦国统一中国之前，吕不韦组织人员编撰《吕氏春秋》，此书以道家思想为主干，融合各家学说，显然，吕不韦想以此作为大一统后的意识形态。但后来执政的秦始皇却选择了法家思想，并在统一中国后不久焚书坑儒，使包括道家在内的诸子百家全部受挫。汉朝建立后，由于长期战乱的破坏，在反思秦统治思想的基础上，开始选择道家作为治国思想，并造就了一个名为“文景之治”的盛世。阚泽记载汉景帝“以《黄子》、《老子》义体尤深，改子为经，始立道学”。汉武帝执政后，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崇尚儒术”，道家的发展暂时受到压制。
魏晋南北朝时期，谈玄之风兴起，道家思想重新复活，不过这一次的重点不是黄老，而是对老庄的重新阐释，并形成了影响深远的魏晋玄学。此后老庄成为道家正统，一直延续至今。魏晋南北朝后，道家思想成为士大夫失意之后的精神寄托。唐宋时期道家又发展至鼎盛，故学者言唐之佛教思想、宋之佛儒思想均处“伟大时期”，但其间道家实力也不容小觑。晚清，随着西方的冲击，儒家统治秩序受到强烈冲击，再加上道家与西方自由民主等观念多有相合之处，故道家思想再次复兴。1991年，董光壁先生首先精炼提出了当代新道家的概念，并得到陈鼓应等人热烈响应，此后有唯道论、道商、天道自由主义、自化论等新的理论出现，其中像道商这样的理论还在实际生活中得到了应用和推广。
中国传统哲学就其基本的理论内容来说，是由儒家、道家和佛家三个主要的哲学思想体系组成的。在当代，儒家思想作为构成中华文化这一社会生活方式的观念主体，其理论内涵正在经历着变迁和更新；佛家思想也在不断地被赋予一种现代诠释，继续填补着人们精神生活中的重要的信仰的空间。现代新儒学和现代佛学认真严肃地探索着这些问题。在道家最早的、也是经典的著作《老子》《庄子》中，都可以看到一种十分清晰的儒家思想观念背景，这的确可以表明道家是在儒家之后兴起的一种思潮或哲学思想体系。从中国传统哲学的源头和它的理论构成上看，道家思想开启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一个新的理论方向，与儒家思想共同建构了一个比较周延的哲学境界和人生境界。 [15]老子之后，道家内部形成派别林立、错综复杂的学术思想局面。《汉志》著录道家37家，仅此可见其繁盛。但《汉志》实以人系书，以书分家，并不能反映道家思想的根本分际，也无法据之确定各派的文化功能。今人大多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但如何从根本上精神上理解各家的理论意旨，确定其思想类型及价值，仍有待于深入研究和讨论。若着眼于此，可把先秦道家划分为黄老学、老庄学、杨朱学三系，这三系分属于知识型、精神自由型、感性自由型的学问，稷下道家、庄子、杨朱分别为这三种思想类型的代表。 [16]
道家以“道”为核心，认为大道无为、主张道法自然，提出道生法、以雌守雄、刚柔并济等政治、经济、治国、军事策略，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老子作为道家学派的开创者，提出了以“道”为核心的价值观体系。在老子看来，万物的生成是由道和某种物质相互配合形成的，道支配着万物的生长和发展。老子主张通过以道治国、推行无为政治来实现“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当他发现治国理想无法实现时，便选择了退隐，主张守柔不争以保身、修身。 [12]
与黄老学派的价值观相比，庄子更为理想，他向往的是“至德之世”，主张通过“任其性命之情”以实现这一理想。而庄子后学着重发挥无为政治的现实意涵，承认仁义礼法在国家治理中的现实作用，主张对仁义礼法等治国之具进行改造，在批评儒家所提倡的功利性的仁义观的同时，提出“至仁”“至礼”等观点。尽管庄子及其后学对如何实现理想社会做出了种种探讨，但他们更着力考虑的是：如何通过“齐物”“心斋”“坐忘”等修养方法，以此忘记尘世的苦难，自由逍遥于内在的精神家园。 [13]其实，无论是从李姓起源的时间与由来、先秦称人名书之例以及《老子传》中所载李耳与孔子后裔代表的差距来看，还是从先秦主要典籍中都无有关李耳的记载，更无老子、李耳互见的文献，由此来看，可以肯定，老子并不是李耳。 [4]
当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无法实现自我的时候，道家有独到的发挥。老子道家理论的核心是本性自然的“道”。道性自然无为，无为而无不为。道家的理论框架虽然是“自然”，但其着眼点却并没有离开过“人”。老子道家对人的地位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肯定，只是道家对人性的看法及在人的实现问题上，走的是与儒家不同的道路。儒家重视人的社会性，道家重视人的自然性。在实现“人”的途径上，儒家讲入世有为而“成圣”，故有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等一套理论；道家讲避世无为而“归真”，想挣脱社会伦理的束缚，通过效法自然的无为来实现人生。 [22]
《道德经》、《道家易》、《太一生水》、《文子》、《庄子》、 《列子》、 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五行》、《九主》、《明君》、《德圣》)、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经法》、《十大经》、《称经》、《道原经》)、《物则有形图》、《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鬻子》、《恒先》、《彭祖》、《三德》、《用曰》、《太公》、《辛甲》、《周训》、《凡物流形》、《尹文子》、《慎子》、《素书》、《守白论》、《鹖冠子》、《尸子》、《行气玉佩铭》、《关尹子》、《子华子》、《淮南子》、《老子指归》、《老子河上公章句》、《苻子》、《天随子》、《宗玄先生文集》、《化书》、《玄真子》 、《无能子》、《伯牙琴》、《逍遥咏二百首》、《须溪先生全集》、《道家佚书辑本十七种》、《庄元臣文集》、《傅山全书》、《老藏（《老子集成》）》、《各道家诸子典籍注疏》等等。
然而道家典籍浩如烟海，除上述所列主要典籍外，还有众多经典著作，留有华夏文化热爱复兴者去翻看学习。
注：
注，是对经书字句的注解，又称传、笺、解、章句等；
疏，是对注的注解，又称义疏、正义、疏义等。
注、疏内容关乎经籍中文字正假、语词意义、音读正讹、语法修辞，以及名物、典制、史实等，道家思想主要表现在这些注疏中。
道家思想作为一个复杂的学说，自上古至今，已历数千余年，中间自然会经过许多发展的阶段，出现许多不同的名称，这是不言而喻的。在它的较早时期，按地域与时间则有郑道家、晋道家、秦道家、楚道家、齐道家、战国道家、先秦道家、原始道家等种种称谓。按方向则有北方道家与南方道家。从战国末至秦汉是一大阶段，当时人称“刑 ( 形 ) 名法术之学”或“黄老道德之术”。各阶段之道家虽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但又都带有自己的特点。道家思想，“皆仰取诸象于天，俯查诸度于地。”效仿天地而为，行为方式则是“处为无之事，行不言之教”。“与时迁变，应物变化”。后因侧重点不同，而分化为不同派别，形成了多种派别。仅据《汉书．艺文志》载班固所推崇的史官道家流，就有37家，共993篇。然多经秦火，汉火，衣冠南渡亡佚。道家现存学派：
老庄派为老学、庄学的合称。以自然为本，天性为尊，法天心而无心弗志而为，以清静而使人退欲消妄，以己之虚无澄他人之妄心而为。主张清虚自守，齐物而侍。以致“不为物累逍遥天下。”因其成为历代文人雅士的精神家园。在汉初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以《老子》“无为”思想为主旨的“黄老”思想受到统治者的尊崇。但时过境迁，儒学独尊后，道家成为在野之学。道家社会角色的变化使《庄子》的政治异端思想抬头，并和《老子》的自然观宇宙论结合，形成“老庄”思想。从此，以老庄为主流思想的道家以异端的姿态，从天道观、人生观和政治论诸方面向经学提出挑战，并给魏晋的思想界以深刻的影响。老庄学对社会政治异化及文化偏向的批判精神普遍存在于历代异端学者的思想言行之中，被他们引为同调，并成为他们批判不合理现实的精神武器。 [5]其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王弼、郭象、嵇康、阮籍、成玄英、王玄览、李荣、吴筠、傅山等。代表作：《老子》、《庄子》、《嵇康文集》、《阮籍文集》、《天随子》、《宗玄先生文集》、《傅山全书》、《各道家诸子典籍注疏》等等。
黄老派主张身国同治，以两相自然为本，事因之而循之，物因之而动之，法天地之使万物自然，甚至不得不然而为，以无为谓之使物我自然，以使物我共逍遥，善于行不言之教，使人自化。
杨朱派则主张全生避害、为我贵己、重视个人生命的保存，反对他人对自己的侵夺，也反对自己对他人的侵夺，不与物往以不染物性，无为以两不相累，两不相扰。另外，信仰"道"也不是信仰任何高高在上者，而是"道法自然"，通过对个体的自我完善进而达到社会的整体和谐。代表人物杨朱、巫马子、孟季子、子华子、詹子（詹何）、魏牟、田巴、儿说等。春秋战国后，因不容于世，后湮灭不存。但其全生保性的思想被道教全盘继承。代表作：著作多亡佚。大体源出《老子》（如《老子》第十三章：“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第八十章：“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新道家，主要指的是当代新道家，它是董光壁先生在《当代新道家》一文中首先提出的，在他的文章中，新道家指的是那些受道家思想启发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后来，陈鼓应、胡孚琛、孔令宏、许抗生、张京华、宫哲兵等人把新道家的概念进行拓展，把它定义为一切从事道家道教研究的专家学者；凡是认同道，继承道家传统，在新条件下建立新体系并使之得到运用的人，都可称为新道家。还有民间人士认为，凡是愿意按自己的天性生活，也不反对别人按自己的天性生活的现代人，都是新道家。代表人物陈鼓应、胡孚琛、许抗生、孔令宏、张京华等人，代表作：《道家的人文精神》、《论道》、《当代新道家》、《道家文化研究》等等。
注：
一定意义上可以这么认为，道教就是道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旁支，它继承并膨胀了道家学说的某些思想成分，但却失去了道家学说的哲学本色而演变为宗教神学。到隋唐以后，道家作为学术流派已经不复存在，即已经与道教混为一体，两者密不可分，一些排斥道家学说的学者，其所排的“道”或“老”，一般都是道教和道家兼指的。 [6]比如《老子想尔注》名义上是对《老子》的注解，实则“托遘”《老子》达到“以训初回”和“济众大航”的目的。它通过增删、篡改、曲解等手段系统地改造了《老子》，将“道”神格化，突出其“布道诫”的训示意义，引导人们追求长生成仙的道教理想。 [25]
法家是中国历史上提倡以法制为核心思想的重要学派，道家与法家的关系主要是黄老派与法家的关系，从学术渊源上来说。法家学派非常重视道的规律性，明晰了“道”与“理”的关系，对道家思想有继承和改造。而他们重点阐述的所谓法术势，都是黄老道家首先提出来的。在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所以许多人认为，黄老道家和法家一样都是“人君南面之术”。另外，黄老道家主张兼采百家，这也是新起的汉朝要用黄老思想拨乱反正恢复经济的重要原因。
道家和儒家的关系比较复杂，它们之间有互相学习的一面，也有互相对立的一面。汉武帝执政后，儒家成了胜利者，而道家被压制，直到魏晋时期，玄学兴起，道家重新复活，儒道之争也重新开始。在儒、道关系问题上，王弼则认为老子不是圣人而是贤人。 [20]王弼认为：“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 [21]魏晋之后的统治者大多都是“外儒内法”，或者是“外示儒家，内施黄老”。在许多朝代立国初期，儒家思想和黄老思想互为表里，为社会经济文化的复苏起到了重要作用。宋明儒者以抵制佛老为己任，石介《中国论》称“有庞眉曰聃，自胡来，入我中国。各以其人易中国之人，以其道易中国之道，以其俗易中国之俗，以其书易中国之书，以其教易中国之教”。苏轼《议学校贡举状》认为“今士大夫至以佛老为圣人， 鬻书于市者， 非庄老之书不售也， 读其文， 浩然无当而不可穷， 观其貌， 超然无著而不可挹。”在苏轼看来， 任凭老庄之学流传， 空谈之风蔓延， 于国家危害极大。朱熹则说老子之心最毒，老子只以保全自身为念， 而不肯承担社会责任，为保证自身利益， 老子又创造了许多阴谋权术。 [7]王夫之将老子之道视为阴谋机诈之术，老子可谓“笑嘻嘻退一步占便宜底人”（朱熹语），老子之学流害于后世，申韩之苛酷，孙吴之机诈，皆是老子的一个方面。庄子之学出于老子而胜于老子，老子之心阴险难测，而庄子则无机诈，无物无我，逍遥适性。 [23]宋明时期，也有许多学者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对道家持宽容态度。到了清代，诸子学兴起，许多儒家学者精研道家，成为儒道会通人士，这为以后道家复兴打下了基础。
道家和名家、墨家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传说老子的弟子——文子曾问学于墨子。名墨两家的思想也对道家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首先，庄子的学术思想就是在与名家代表人物——惠施（也许还包括公孙龙）的长期论战中形成的，而主张兼容并包的黄老道家更是积极吸取名墨两家有价值的思想，黄老道家著作《管子》《恒先》《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均包含大量的名墨思想。道家学者宋钘、尹文因为大量采纳名墨思想，前者被人当成了墨家，后者则被人当成了名家。至于后来魏晋玄学的兴起，也与名家“辨名析理”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名墨两家中绝后，它们的一些观点和著作也有赖道家道教的保存，才能让我们一窥究竟。
李泽厚先生说：“《老子》确有多处直接讲兵。有些话好象就是《孙子兵法》的延伸”。其实，不仅是《老子》，道家的其他著作如《黄帝四经》《文子》《吕氏春秋》《管子》《淮南子》等均包含大量兵家思想，甚至有些句子和兵家著作一模一样。另外，道家学者鹖冠子还曾为赵将庞煖之师，庞煖曾多次向他请教，并领兵打败燕国，《汉书·艺文志》也曾把许多道家著作列入兵家，又把许多兵家著作列入道家，这些都说明道家和兵家关系密切，并曾经相互影响。不过道家论兵，是其“经身理国”的副产品，与兵家单纯关注军事大有不同。
因为黄老道家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所以呈现出了一种斑驳芜杂的特点，所以在历史上经常被人当成杂家。反映在《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中，就是以道家思想为指导，吸收诸子百家学说，加以融会贯通而已。反映在文本上，就是不断出现精、精神、一、应、因、虚、静、时变、无形、无为等概念，和《晏子春秋》等纯粹的杂家有所不同。所以胡适在其《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认为：“杂家是道家的前身，道家是杂家的新名。汉以前的道家可叫做杂家，秦以后的杂家应叫做道家。”
东汉老子浮屠被认为是同一人在不同时空之"化形"，因而将老子浮屠等同且一同祭祀。 [18]佛教刚传入中国时，是通过比附玄学（玄学是魏晋时期吸纳了老庄学说的儒家学派）来宣扬教义的，此即世称“格义佛学”时期。“汉魏之际，清谈之风大盛，佛经之译出较多，于是佛教乃脱离方术而独立，进而高谈清净无为之玄致。至魏晋之世遂进为玄理之大宗也。”魏晋玄学后期，老庄哲学受到玄学家乃至佛教僧人的推崇，直接影响到魏晋时期玄佛合流的趋势。最可称道者为罗什之东来，法显之西行，道安之领袖群伦，罗什之大开译业，什之门下十哲四圣，皆当时精研老庄的第一流学者。僧肇是东晋时期著名的佛教哲学理论家，自幼“历观经史，备尽坟籍”“每以庄老为心要”，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熟悉。晋唐时期，《老子》诠释主要受到般若中观学的影响。宋代以后，《楞严经》深受僧人、文人、道士喜爱，并深刻地影响了宋明时期的《老子》诠释。 [8]佛教将老子、庄子阐释为略通佛祖之意又未达到佛祖境界的贤人，这对世人摆脱生命困境也是有帮助的。 [17]
第一个发现道家和自由主义关系的是晚清学者严复，他反复强调：“夫黄老之道，民主之国之所用也。故能‘长而不宰’‘无为而无不为’”“治国宜听民之自由、自化”“治国宜顺自然，听其自由，不可多所干涉”。后来，许多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也开始推崇道家思想，并把道家思想视为人类共同的自由大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自由至上主义者罗斯巴德和包雅士曾称老子与道家为“世界上第一批古典自由主义者”。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哈耶克1966年9月在东京演讲时，谈到自发秩序理论时，曾引用《老子》“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和一般的西方民众相比，基督教接触道家文化很早，《道德经》最早就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传教士介绍到西方去的。不过一开始，传教士们对道家文化基本上是排斥的，20世纪以后，随着认识的深入以及华人基督教徒的增加，这种情况才有了明显改变。今天的基督徒，一般对道家文化持有两种态度：
道教是以中国古来的咒术信仰（鬼道）为基础，在其上部吸收了儒家的神道和祭祀的仪礼与思想，吸收了老庄道家的“玄”和“真”的形而上学，并吸收了佛教的教理和仪礼等，在隋唐时代大体上完成了作为宗教教团的组织、仪礼和神学，以同“道之不灭”合为一体作为最高理想的中国民族的土生土长的、传统的宗教。道教是综合自古以来的民间信仰、神仙说和老庄思想，模仿儒教的道德学说、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以及佛经、佛教教团组织而建立起来的宗教。道教是适应中国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庶民阶层要求的宗教。 [19]
第三，如果道家在汉朝儒道之争后没有演变为道教，没有信仰的力量，道家可能像墨家、名家等学派一样，湮灭在历史的尘烟中；
第四，道教以道家思想为旗帜，吸引仰慕老庄的慕道者，诱使大量崇尚道家的文人入道。 [9]许多道教人士对道家理论的传承和创新有过卓越的贡献，如成玄英的重玄学说等。重玄学派吸收佛教三论宗和天台宗的思想阐发老子思想，发展了道教的教理教义，使其更具思辨性和理论性。 [24]
第二，道家作为一种思想流派，崇尚大道，主张“惟道是从、道法自然”，主要从事的是学术活动和其他政治文化活动，奉《道德经》《庄子》《黄帝四经》等为经典。而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将道家人物神化以提高其知名度，有其神仙崇拜与信仰，有一系列的宗教仪式与活动，追求的是“长生不老”，其主要典籍是《道藏》。
第四，道家（尤其是黄老道家）虽然提倡兼容百家，但都是以道家为主，融会贯通而成，而在道教那里，更多的却是“以丹为主解道”、“以儒为主解道”甚至“以佛为主解道”，传统民间信仰的意味很浓 [10]。
第五，道家分为老庄派、黄老派和杨朱派，除了老庄派有一些隐世思想外，黄老派和杨朱派都是积极用世的，但道教受到佛教影响，极力宣扬出世思想。因此，虽然道教在理论上汲取了道家思想的大量因素，甚至奉老子为元始天尊徒孙，但是二者还是不能混为一谈。
1.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影响。道家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道家黄老派的理论和实践上。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竞争加剧。为了因应这种局势，黄老道家首先提出了法、术、势、利、力等概念，使先秦学术摆脱了理想主义的窠臼，开始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在此基础上，黄老道家又提出了道生法的主张，不但解决了法律本身合理性的问题，还为道家治世开辟了道路。另外，黄老道家还提出了因天循道、守雌用雄、君逸臣劳、清静无为、因俗简礼、休养生息、依法治国、宽刑简政、刑德并用、兼采百家等一系列的政治主张。从道家治国的实践来看，不管是齐威王治下的齐国还是吕不韦执政时期的秦国，以及后来的文景之治，都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即使儒家思想取代了道家思想成为了国家的正统思想后，黄老道家的治国思想并没有完全消失。大多数时候，统治者像汉宣帝说的那样，是“霸王道杂用之”。即有时是“外儒内法”，有时是“外用儒术，内用黄老”。另外道家老庄派和杨朱派对中国传统政治也有影响，他们代表着政治上的隐逸和出世倾向。同时，老庄派桃花源的理想也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2.对传统法律制度的影响。道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支柱之一，曾以黄老道家的形式在先秦和西汉初期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至于后世有人用道法家称呼黄老道家。儒家独尊后，中国法律制度形成了外儒内法的格局，但道家思想所倡导的法之原则与精神，还是间接隐性地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格局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3.对传统军事思想的影响。道家尤其是黄老道家，在致力于治身治国的同时，也对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战争给予了高度关注。所以《老子》《黄帝四经》《鹖冠子》《文子》《吕氏春秋》《管子》《淮南子》中均包括大量的军事思想，这些军事思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反战论；第二，不得已而战；第三，以奇用兵；第四，柔弱胜刚强。另外黄老道家普遍还有出“义兵”（即正义军队）的思想，而这些观点和思想对中国传统军事思想有很大影响，以至于后世许多人将《老子》《鹖冠子》当兵书看待。
4.对传统科学技术的影响。中国的传统科学范式，始终在追求事物内在的道，而在道的追求中形成以道为核心，以天地人关系为主线，以自然为原则，以道、元气、阴阳、有无、自化等为基本概念的有机科学思想体系。道家不仅严格区分了普通知识与技术知识的区别，还通过道进乎技”“顺应自然”“以道驭术”“悟性思维”等思想影响了后世中国的技术发展。道家思想和这种有机科学思想体系的发展，一方面抑制了名家墨家思想中蕴含的以逻辑分析为核心的机械科学思想的发展，让古代中国的科学理论水平远不如古希腊，并让中国在近代科学的发展中无所作为；另一方面却使中国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技术大国和技术强国，是“诸子百家”中一门极为重要的哲学流派，存在于中华各文化领域，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道"不仅是道家哲学的最高概念，也是其终极信仰对象。
5.对文学艺术的影响。道家思想尤其是道家老庄派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影响，至今仍然没有过时，许多近现代文学艺术大家，都曾受过道家深刻的影响，以至于有人将高行健获得诺贝尔奖文学奖看作是“庄子的凯旋”。综合来看，道家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6.其他影响。道家对中医、传统养生学、中华武术、茶道等也有巨大影响。这种影响最早可以追溯到黄老道家的典籍——《黄帝内经》，它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至于中华武术，在形成的过程中也曾深受道家的影响，国际功夫大师李小龙，就曾在他的毕业论文中讨论过道家思想与中华武术的紧密关系。具体来说，道家思想对中华武术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两个方面，在认识论方面，武术汲取了道家哲学思想关于宇宙本源的“道论”“气论”及“天人合一”的观点来解释武术的本质。在方法论方面，武术汲取了道家“物极必反”“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后发制人”“师法自然”等思想，作为武术技击思想的指导原则，并追求一种“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李小龙语）的境界。
公元2世纪至10世纪，越南一直是中国的附属国，所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很大。对普通人来说，老子“柔弱胜刚强”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指导着他们的处世方法；对文人来说，年轻得志时学习孔孟，遇到乱世或未得到重视时就隐居起来研究老庄，是很自然的事情；此外，越南历代统治者也多按照老子“以无事取天下”的思想来治国安邦。但到了近代，这种影响力却日益下降，不值得一提。与此相反，由于韩国古代统治者长期崇儒贬道，所以道家的影响乏善可陈，但到了20世纪，道家对韩国的影响力逐渐加强，不但研究道家思想的韩国学者层出不穷，而且道家思想开始对韩国社会产生实质上的影响。长期研究道家思想的学者金溶沃，2001年在韩国教育电视台连续做了56次的长篇演讲，以老庄思想阐释韩国当代社会问题，引起极大的轰动，被称为“金容沃之风”。韩国外交家官潘基文2012年1月1日就任联合国秘书长时，也曾引用老子的话“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来表达自己的工作理念。
道家，诸子百家之一，春秋战国时期，老子 [1]集古圣先贤之大智慧，形成了道家完整系统的理论，标志着道家思想已经正式成型。比起越南和韩国，道家思想对日本的影响要大得多，道家思想在日本长期传播和沉淀，已经成了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日本著名学者福永光司甚至认为：“国学（指日本本国文化，非儒学）和老庄哲学具有共通性。”有资料表明，早在6世纪中叶，老庄思想就和汉译的佛教经典一起传入日本。江户时代道家思想开始在日本普及，不但产生了一批有关老庄思想的注释及研究成果，出版了一批有关老庄思想的通俗读物。如今的日本，对道家思想的热情不减，许多日本学者对道家思想有精深的研究，日本企业家充分借鉴道家上善若水的思想，创立了独具日本特色的柔性管理学说，而号称日本当代“老子”的加岛祥造先生在2007年出版的《不求人》中，用亲切的语言，叙说自己对道家思想的亲身感受，首发两个月，各大书店纷纷脱销，竟然成为同类专著的佼佼者。
西方人迷恋道家思想，也是各取所需，各有所爱。如冯·布兰切勒的《老子〈道德经〉：美德之道》一书说老子如同基督教的上帝，具有博爱与宽容的精神；德国人萨冯·施特劳的《老子》注释本则按照严密的德国唯心主义的逻辑体系重构五千言的结构图式；另有德国学者用格式塔心理学的模型来解读《老子》；弗兰克·劳埃德·赖特从《老子》的“当其无，有有之用”抽绎出建筑学上的空间与砖瓦匠同等重要的原则；美国卡普拉的《物理学之道》也指出西方近代物理学与《老子》的东方神秘主义有着相似性。著名科学史家、生物化学家李约瑟热爱道家，李约瑟自号“十宿道人”“胜冗子”，足见他对中国道家的学说十分倾心。而道家学说是中国古代对性问题涉及最多、最直接的学说。对于道家的房中术及有关问题，李约瑟长期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14]
哈佛知名讲师泰勒用《道德经》诠释“幸福学”。此外，还有《老子》中的“雌”“母”的隐喻，也引起了西方女权运动者的兴趣，练气功或柔道的人、传统医学的从业者、环保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从《老子》寻找经营理念的商人以及要消解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者，都宣称从《老子》那里找到了精神养料与灵感源泉。A．N．怀特海是环境哲学的先驱之一，也是对东方智慧豁然贯通的先驱者之一，其著作里面就含蕴有中国哲学里极其美妙的天道观念”。甚至连俄国文豪托尔斯泰也用他那“对恶不抵抗”的学说来诠释《老子》的无为思想，把老子当成自己的同调；而前苏联的杨兴顺则认为《老子》的“无”不是“无物”而是“无有”，即穷人、无产者，他把《老子》说成是革命宣言。许多西方的古典自由主义对老子和天道思想十分推崇，认为道家思想是人类自由大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信奉自由主义的美国总统里根曾引用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来阐明自己的执政理念。俄罗斯前总统梅德韦杰夫也对道家思想情有独钟，《道德经》不但是他处理国内事务时的重要参考，而且他还建议国际社会遵老子教诲应对199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而纪伯伦、奥克塔维奥·帕斯等文学巨匠则从《庄子》中汲取文学灵感和素养，同时《庄子》对梭罗等人的公民不服从思想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当代英国汉学家和哲学家克拉克的《西方人的道——道家思想的西方化》一书将此归结为西方人思维方式上的三个变化：希望过更好的生活，但要从传统宗教教条式信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透过克服身心二元论达到一种身心完整的生活；需要从更广的范围看待当代各种思想潮流。其次，道家的道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多义性，所以能给人多方面的启迪。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老子》的精神特质系反对文明的异化，它的自然无为、去伪存真、知足不争和贵柔守雌等理念，在文明高度发展因而其负面问题愈发显现的西方社会，自然会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认同。由于“道”具有“无”的特点，没有固定的形态，也没有统一的标准，信仰“道”就不是信仰一个固定的、统一的、外在的他者，而是把不确定和变化本身接纳于其中。历史和现实的教训告诉我们，将有限的东西当成信仰对象往往带来灾难和冲突。
考古发现的道家文献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六韬》，其中包含很浓的黄老道家的味道，或许是《汉书·艺文志》所说的《太公》的一部分。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出土竹简《庄子》书中《则阳》《外物》《让王》等残篇。
1988年 湖南省慈利石板村楚墓出土《管子·霸形》。
1994年，一批战国楚竹书出现在香港文物市场上，随即被上海博物馆购回，后被人称为上博简，里面包括《恒先》《彭祖》《三德》《凡物流形》《用曰》等许多道家佚书，其中以《恒先》最著名，它用词古奥，哲理深刻，堪称《道德经》的姊妹篇。
2009年初，北京大学收藏一批从海外抢救回归的珍贵西汉竹书，总数达3300多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文献是全本《老子》与《周训》，其《老子》残缺部分仅占全书篇幅的1%，几乎堪称“完璧”。而《周驯》的篇发现将“还原先秦道家原初面目”，"道"把权力下放给人类，让人成为自己的主人。对"道"的这种信仰，有助于人群凝聚、成长为一个有序、自由且有神圣感的社会。
《汉书·艺文志》记载的道家文献
班固注：“汤相。”
《太公》二百三七十篇，《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
《辛甲》二十九篇。
《鬻子》二十二篇。
《管子》八十六篇。
班固注：“名夷吾，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也。有《列传》。”颜师古注：“筦读与管同。”
《老子邻氏经传》四篇。
班固注：“姓李，名耳，邻氏传其学。”
《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
班固注：“述老子学。”
《老子徐氏经说》六篇。
班固注：“字少季，临淮人，传《老子》。”
刘向《说老子》四篇。
班固注：“名渊，楚人，老子弟子。” 颜师古注：“蜎，姓也，音一元反。”
班固注：“名喜，为关吏，老子过关，喜去吏而从之。”
班固注：“名周，宋人。”
《列子》八篇。
班固注：“名圄寇，先庄子，庄子称之。”
班固注：“楚人。”
《王狄子》一篇。
班固注：“魏之公子也。先庄子，庄子称之。”
班固注：“名骈，齐人，游稷下，号天口骈。” 颜师古注：“骈音步田反。”
班固注：“楚人，与孔子同时。”
《宫孙子》二篇。
颜师古注：“宫孙，姓也，不知名。”
《鹖冠子》一篇。
《黄帝君臣》十篇。
班固注：“六国时贤者所作。
班固注：“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
《孙子》十六篇。
班固注：“六国时。”
班固注：“齐人，武帝时说。”
《曹羽》二篇。
班固注：“楚人，武帝时说于齐王。”
《臣君子》二篇。
班固注：“蜀人。”
《郑长者》一篇。
班固注：“六国时。先韩子，韩子称之。” 颜师古注：“《别录》云郑人，不知姓名。”
《道家言》二篇。
班固注：“近世，不知作者。”
右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司马迁指的是黄老道家，而班固这里指的是以老庄等道家为中心而略有后世神仙家的色彩的思想和实践性指南）
参考资料
- 1 王博：《老子思想的史官特色》(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
- 2 论道家之“道”的信仰特色．知网 [引用日期2020-12-13]
- 3 先秦道家对诸子百家的学术批评．知网 [引用日期2020-12-13]
- 4 老子不是李耳——老子考辨之一．知网 [引用日期2020-12-13]
- 5 牟钟鉴《道家传统与泰州学派》
- 6 徐洪兴著. 复旦中国哲学书系 唐宋之际儒学转型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10.64页
- 7 略论宋儒的非老思想．知网 [引用日期2020-12-13]
- 8 论《楞严经》对《老子》诠释的影响．知网 [引用日期2020-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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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道家与黄老辩义．中国社会科学网 [引用日期2021-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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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先秦道家价值观体系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网 [引用日期2021-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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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一源三流：先秦道家的思想分际．中国社会科学网 [引用日期2021-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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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三教交锋”：中华文化的融合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网 [引用日期2021-04-25]
- 19 道教学的定义、对象和范围．中国社会科学网 [引用日期2021-04-25]
- 20 王晓毅:何晏、王弼易学“时义”观差异及其原因．中国社会科学网 [引用日期2021-04-25]
- 21 王晓毅:何晏、王弼易学“时义”观差异及其原因．中国社会科学网 [引用日期2021-04-25]
- 22 儒佛道: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主干．中国社会科学网 [引用日期2021-04-25]
- 23 王夫之衍《老》的旨趣及主要方面．中国社会科学网 [引用日期2021-04-25]
- 24 一文看懂中国传统思维——整体思维、辩证思维、直觉思维．中国社会科学网 [引用日期2021-04-25]
- 25 从道家到道教——论《老子想尔注》的阐释方法．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引用日期2021-04-25]
- 26 道家的起源与神话的类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引用日期2021-04-25]
- 27 江西之“道”．人民网 [引用日期2024-03-06]
- 28 道家．汉语词典 [引用日期2024-05-15]
